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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失调”之害及因 为“五大发展”清障

时间:2023-08-08 阅读:235 作者:杨世义

“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马克思)。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既是目标导向—“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表现,又是针对相应的发展问题提出的对策思路—问题导向的推断性结论。循此思路作进一步探究,笔者发现“协调”颇具遍在性,不只是处理区域间、城乡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间等重大关系需要坚持,其它四大发展的重大关系处理亦须坚持,也就是说“五大发展”均存在“失调”(失衡)问题。本文重在揭示“失调”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危害性,剖析原因,吸取教训,提出建议,引起反思,旨在为“五大发展”清除认识上的障碍,从创设思想条件来为理念转化为行动、愿景转变为现实开道。失调的普遍性、长期性、危害性。

回顾共和国前30年四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行情况,“一五”(1953-1957)完成较好,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18.5%、4.5%,农民收入、居民消费水平和职工工资增长二、三成,唯“三改”(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四过”(过急、过粗、过快、过于简单划一)。1956年1月,只用10天,北京市私营工商业宣布全部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由此产生的后遗症延展20余年。“二五”(1958-1962)时期“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加上“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三害”、“反瞒产”的“左”倾泛滥,农民惨遭剥夺,农村生产力损毁惨重,粮食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比1957年减少26.4%,甚至低于1951年水平,1962年粮、棉产量比1952年还低,民不聊生,饿殍惊世(多是农民,次为劳教、劳改人员)。“三五”(1966-1970)、“四五”(1971-1975)正值十年“文革”浩劫,一场给国、民、党带来严重灾难的狂热内乱,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对立,“革命”与生产、工作、生活冲突,农—轻—重次序、积累与消费比例、两大部类生产、“骨头”与“肉”(工业和住宅、交通市政、商业服务业)、总需求与总供给、沿海与内地发展布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等重大关系严重失调,短缺经济长久维系,国人温饱始终未解,“八亿人搞饭吃,饭还不够吃”,系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

后30年八个五年规划,基本循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朝着“GDP翻番”的目标,行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径,大胆改革开放,大步超常发展,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高昂的成本,产生、加重、延展了诸多失调,现择影响广、损失大、危害深的开列如下:

(一)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失调,生态环境恶化,“绿色”成了“稀物”

这个大失调,是个老毛病。自1950年代后期,就出现掠夺性的经营方式,农业广种薄收、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林业重采轻造、过量采伐;牧业过牧超载、靠天养畜;渔业酷渔滥捕、重捕轻养,“破坏生态平衡,致使资源衰退,形成了农业的恶性循环”(《中国综合农业区划》,1985年,中国农业出版社)。

改革开放后,掀起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和一波又一波的“开发区热”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强力推进,农用土地流失加快,“三废”排放严重,环境污染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1950-1960年代的严重时期,并与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构成我国三大环境问题。全国每年由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900亿元,如果计算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我国2001年环境损失可能超过GDP的10%,真实的GDP可能是负数(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近乎无水不污、无土不毒、无城不霾的生存空间,对人们呼吸、饮食健康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则是无法计算的。

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成了稀物、奢侈品,于是“绿色”发展由此而生。

(二)人力资源用、养失调,“创新”根基薄弱,转型升级艰难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劳动者技能要求越来越高,而技能劳动者尤其是中高级技工短缺。凡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大国,其在产业工人中占比40%(日本)、50%(德国),中国仅占5%,高级技工缺口高达千万人,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瓶颈。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高技能人才只占4%,普通技能人才占20%,没有技能的占到76%。二三亿农民工,初中以下水平居多。大学生由于自身素质与技能同产业结构演化升级要求不尽匹配,带来结构性失业风险。

管理层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和大小企业头头,事务繁重,忙忙碌碌,学习充电机会少,多吃“老本”,入不敷出,难得出彩。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力资本培养,非三五年之功,用、养失调中呈现的只用不养、重用轻养、养跟不上用、养与用不对路的问题,非从长计议难以缓解。

(三)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少子化、三元化严重,“共享”问题突出

中国“未富先老”,自2000年就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2016-2025年为超速老龄化阶段,2020年进入“人口老龄化最大的浪潮”,2050年每3个中国人1个老人,共有4.87亿老人。0—14岁少儿人口2016年2.2亿人,30多年间下降1.2亿人(1982年3.4亿),少儿人口占总人口16.5%,首次低于老年人口0.1%,大大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且存在向超少子化演进的趋势。2021年后,劳动力供需失衡矛盾将进一步加剧,招工难(民工荒)与人力资源素质技能所造成的就业难并存,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性别比失衡(男女比117︰100)导致“光棍危机”也已显现,目前2000万“空巢青年”成为中国式寂寞孤独的群体。民众膳食结构失调(钙、铁、维生素A、D等矿物质维生素未达推荐摄入量)导致的“隐性饥饿”人口3亿,占全球15%。更令人担忧和难平的,还有2.9亿(2016年末)人户分离人口生活在城乡夹缝中,形成颇显中国特色的“三元”(农民、市民、农民工)人口结构,历经30多年了!此为中国最大的不公正、不平等!应列为“共享”发展的头号问题,2020年彻底解决,方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匹配。

人口结构失衡,明显给“共享”带来许多问题,乃至影响国力的增强,因为人口是国家权力双引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动力来源。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已成当务之急,刻不容缓!二孩放开比原计划迟误了5-8年,“二孩”增加量难以弥补“一孩”减少量。

(四)城、乡失衡加剧,贫富分化严重,公平正义受损

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比,改革头七年差距逐步缩小,1985年分别为1.9︰1和2.3︰1,后不断扩大, 3︰1,4︰1,而世界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为1.5︰1。现实中,市民一个月工资比农民一年收入还高,农民用作商品消费的货币仅及市民的1/7—1/10,14亿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只相当7—8亿市民的消费水平,此乃中国经济发展靠内需拉动长期难为之内因。国家宣布2000年“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仅东部地区人均GDP超70%,中、西部仅及东部一半左右,离小康还差一截;31个省(市、区)中未达小康的占48%,占人口70%的农民离小康还差40%左右(我们离小康有多远,《十六大后安徽发展问题纵论》P.64,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城市比存在代际差,科技文卫等事业发展则差几个等级,社会保障相当匮乏,因贫困引起生存危机事件时有发生,触目惊心!农民的社会地位酷似“二等公民”,教育权、发展权、话语权等权益不完善,受损多。

以最低工资作对比,中国公务员工资是60倍,企业高管工资是98倍,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倍和5倍;行业工资差达30倍,而世界平均仅70%。据《中国民生报告》(北大,2014.7),全国各种家庭占有财产比例:最高的1%家庭占有34.6%,最高的10%家庭占有62%;最低的50%家庭只占7.3%,最低的25%家庭仅占1.2%。2017年中国超级富豪(总资产10亿美元以上)多达609人,比美国多57人;北京蝉联“超级富翁最多城市”桂冠,比纽约86人多8人。

民间常说中国城乡宛如两个世界,农村像非洲(32个国家的最低收入已超中国),城市像欧美(特大城市市政建设早已超欧美)。“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圣经·马太福音25章29节》)。“马太效应”在中国何其明显!

(五)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失调,物化严重,世风日下

饱受物质匮乏、凭票度日之苦,久为禁欲主义、“贫穷社会主义”捆绑的国民,一旦改革开放,号召“下海”、经商、挣钱、发财,所激起的追钱逐利的积极性遍及神州各个领域、各个层级、各个人群,连名山寺庙后来也上市商业化运作了。中国徒然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的世界,“一切向钱看”一时成了风向标。党委、政府忙于关系GDP增速的多种项目落地开工,主流媒体将丑化讽刺残疾人的小品当作招财进宝的台柱子,虚假广告常在各媒体平台上出现,坑、蒙、拐、骗时常发生,假货、假药、毒食品层出不穷,黄、赌、毒和传销屡禁不止,摆阔、炫富、奢靡成为一种荣耀,笑贫不笑娼,“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与“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遥遥相对)成为一些人的圭臬,求神、拜佛、信风水成为不少官员、富商的热衷追求,“文化塔台、经济唱戏”成为商人吆喝赚大钱的法门。

文化成了经济的奴仆,人反为物役使,“故向万物之美而盛忧,兼万物之利而盛害……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荀子·正名》)物化之重、之害,可见一般。

(六)供、需失调,产能过剩与供给紧缺并存,浪费大,民生损

一方面是不断投资,持续扩张增产,导致过剩的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一方面是民生迫切需求的医、教资源严重不足,中小企业对就业、税收贡献大,发展资金紧缺,常为贷款发愁。由此形成的“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和“贷款难贷款贵”持续了数十年,是否与高干有特殊医疗待遇、官小宝不存在上学问题、中小企业是“皮外肉”有关?

作为国家“宠儿”的国企,享受“国家特许经营”的牌照、因国民高储蓄率而生的金融“补贴”机制和国内市场的贸易保护,然而这些先天的巨大优势并没有让国企巨头们真正“做强”、“做优”(只是合并“做大”),反而养肥了一批“躺着挣钱”的臃肿懒汉,一批精于“山头分肥”的权贵老板。房地产为政府竖形象、创政绩,并携手银行,形成“三结义”,财源滚滚,地源不断,房子越盖越多,势不可当,以致“房子是用来住的”普通常识非要总书记发话不可,正常吗?一边是空房率高企,一边是无房户广布,农民工还有睡涵洞、桥墩、旧车厢和下水道的。

央企中,国资委梳理出的需要专项处置和治理的“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2041户,涉及资产3万亿(相当国企年利润的2.6倍)。“僵尸企业”可谓中国特色产品,按市场规律,优胜劣汰,不会存在。此乃政府保护养成,管了它生、长,就得管老、病、死,“解铃还需系铃人”!可见,当管得太多、包揽一切的“婆婆”,自身受累,还不讨好。何苦为之?民企自生自灭,不烦你,不扰你,还为你解忧分愁,只要你提供一个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环境,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依法监管到位,不把他们当“二等企业”待,就心满意足了。何乐不为?

(七)财权与事权失衡,基层人少、事多、钱缺,“最后一公里”难通

地方大部分财权,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被中央收回,对事权却未作明确划分,大多事权仍留在地方,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给予一部分弥补。由此,滋生了“跑部钱进”,各地到时上京“进贡”(成百上千的驻京办为“驿站”),忙着“小钱”换“大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转移支付途中跑、冒、滴、漏,“雁过拔毛”习以为常。越到基层,越是“钱少活多”,于是巧立名目收费、搞地方债、寅吃卯粮、政商合作应运而生,助推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重复建设、浪费建设,造就了房地产企业“拿地就能赚钱”的黄金时代。每每“上面请客、下面掏钱”的加薪文件,更让“吃饭财政”县为难,只好“拆东墙补西墙”,负债运行。如今,处于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地方,不断爆出县级财政危机,连曾是中国百强县的县因不够支付公务员工资,不得不“挪用”城乡低保、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专款及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对照财力雄厚的地方,市民享受着政府发的票游览世博会,奥运会还发钱请老外光临,地区间、部门间差距咋这么大?

央、地共同财政事权,包括事关民众最大利益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重大公共服务,由于划分不明确,成为谁都可管谁也不管的地带,30多年一直陷入“有钱抢着管,无钱没人管”的境地,结果是重大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国民待遇、公民权利受损,财政失去了它应有的公共性和公平性。

财政,乃国家理财之政,地方不可或缺。富中央、穷地方是大失衡,权大事少和权小事多是各自失衡,均系不公,乃厚己薄彼、以大欺小、持上役下所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下不对接、难衔接,下达任务实施强力推进,下面只能用造表、填数字、写会议记录来应付。“最后一公里”难通,甚至落空,成了常态。

(八)权力运行与制约、监督失调,欲望膨胀,腐败丛生

“到了我这个级别,就没人管了”,这是1990年代一名厅级贪官忏悔录像感言,挑明了权力运行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现实。尤其“一把手”权力无边,管的多而实惠,决定人事任免,掌控司法审判,直接批复项目、资金;分管领导则成了分管部门的“顶头上司”,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甚至占山为王,划分势力范围,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既有利权,又执民柄,将何惧焉?”(《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胆大妄为,随心所欲,在招商、亲商、惠商中遇“围猎”后,被牵着鼻子走,难免“利欲熏心,随人翕张”(黄庭坚《赠别李次翁》诗),给国、民造成巨大损失。

县级及以下官员,原来还有上级管着,后来上梁不正,下梁也就歪了。民众对官场腐败其实相当敏感,1980年代后期就议论纷纷,反响很大,领导层开始不承认社会主义会产生腐败,只提“腐蚀”,要求“拒腐蚀,永不沾”,后来虽承认,又认为不可避免,公然声称经济快速发展必然产生腐败是世界普遍现象,为自身打掩护,对民众的反腐呼声和举动未予正面理解、及时支持和正确引导,导致贪腐者有恃无恐,腐败愈演愈烈。“若虚心纳谏,形成决策,而非拒谏饰非,姑息养奸,养虎为患,当时的‘一小部分’腐败就不会蔓延扩展为今天的“全面腐败”,给十八届党中央压下艰难、沉重、复杂的反腐担子”(注①:中国智库建设的六个要点,《战略研究》,2016年第4期)。

“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管子·立政》)。百姓企望“三本”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实现!

失调的根源、教训及建议

失调,即失去平衡(失衡)或调节、调养失宜,可谓当今国家(地区)之间、部门(领域)之间、产业(行业)之间、阶层(集团)之间、群体(团体)之间,以及地球村居民身上,乃至宇宙星球之间存在的普遍现象,虽然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较大、较久的失衡,不及时协调,必将受伤、遭害、招灾、惹祸。笔者欲从追根求源入手,汲取经验教训,以对协调矛盾、调节关系、恢复平衡有所裨益。

(一)

上述八大失调,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对矛盾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给经济基础带来较大的发展和变革,而作为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基本未变,不少方面甚至倒退,如政治不清明、法律不公正、道德下降、艺术低俗等,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变革的阻力与障碍,即百姓日常挂在嘴上的“上边的毛病”。导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失调,即“上下失调”,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高又是最深层次的失调,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长期严重失调是核心、关键,亦是诸多失调之根源所在。协调这对矛盾的良方,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业已开出,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方对症,药难下,治愈颇费时日,还有不少波折,因病期长,病根深,沉苛难除,积重难返。

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作为领导和设计改革的中央核心领导,就经历了1980年代“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79.4.中央工作会议提出,1981.11.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吸纳,1982.9.中共十二大明确)、“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10.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10.中共十三大),到1990年代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1993.11.中共十四大),一直到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都是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仅前置修饰的程度、范围略异)。历时30多年,最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才为市场纠偏归位,拨乱反正,“起决定性作用”尘埃落定。由此,“足见领导决策层的认识始终是改革的最大约束条件”(注②:中国农村改革再认识,《第一届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P.697,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3)。根源在于,思想上尚未从计划经济的长期偏好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及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

摸索15年的改革开放,见证了市场的明显作用,中共十四大方才确立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取向,因对这一资本主义“专利”心有余悸,故戴了个“社会主义”(实为“计划经济”代词)帽子,以示区别,由此导致语焉不详,涵义不清,理解混乱,众说纷纭。因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两者合在一起,说明不再对立,是个大进步,但内涵实质仍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好像农业基础,很重要,作用大,亦只能当地基踩在脚下。两者关系并非平起平坐,而有上下、主仆之分,市场始终处于从属、次要地位,配置资源的决定权握在政府手中,市场只能听指令、受支配,近呼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限制、利用、改造”政策。政府对“看得见的手”,心中有数,得心应手,放心安心,念念不忘;对“看不见的手”,心中无底,不善调控,提心吊胆,疑虑重重。配置资源、调整结构、发展产业,习惯采用行政手段,市场作用的发挥大打折扣,实际形成了“双轨制”式的“半计划半市场经济”,简称“双半体”。这个“双半体”为官商结合、政商一体提供了各展所能的合法平台,将官员的位高权重和老板的财大气粗聚于一身,造就了一批权贵。他们沾两边光,发两边财,享两边福,成为滋生繁衍大批“老虎”、“苍蝇”的源头,也是生态破坏、资源浪费、效能低下的主因。将落马的官员和老板梳理一下,大都离不开权钱交易、利益勾兑、互相利用,脱不掉资源贱卖、化公为私、过度开发,尤以集团式、家族式、“塌方式”腐败为甚。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看“双半体”,它实属改革半截子工程,或称改革“夹生饭”、“烂尾楼”,是过河行到深水区中央,摸到了许多大鱼,半路停下,不想前行而筑起的一个平台,据此观赏风光,坐收渔利,到了彼岸就无利可图了,“利益固化的藩篱”由此而生。它是“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结果,也是“市场体系不完善”、未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由,成了全面深化改革和“五大发展”的最大障碍。此障不除,公平正义、和谐稳定、发展活力、执政能力、行政效能都将大打折扣,小康社会亦难如期全面建成。

鉴于“利益固化的藩篱”已不是难啃的有机硬骨头,而成了钢筋水泥堡垒,只有靠反腐清障。近五年来正风肃纪的实效,充分证明反腐败是为改革开放扫清障碍的开路先锋,是保障社会经济健康正常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得民心,体现民意。建议党中央从解决“双半体”问题入手,把藩篱 “堡垒”列为反腐重点,集中攻克,一二年内拿下,为“五大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

(二)

中国近40年的改革历程,有成功,有失败,还出现走偏、误导、泛化及错改、改错、乱改、改乱等现象,成就斐然,问题昭然。认真总结经验,深刻汲取教训,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会有参考借鉴价值。

1、找准改革客体,明确目标取向,既要解决市场经济不完善的问题,更要解决市场化泛滥的问题。

市场经济系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取向,公益性企事业当然不在其内,政治、军事、文化、科技、医卫、教育等改革显然不适用,然而由于市场化的魔力不受“帽子”控制,加上对此认识不足,调控不住,又不分客体的轻率提倡,致使市场化在神州大地各个领域无孔不入,泛滥成灾,俨然成了“没有钱办不成事”和“没有钱办不成的事”的“市场社会”,成为全面腐败的寄主和温床。教训十分沉痛!

农村改革为什么成功快,成效显?关键是“改革目标明确,针对‘大呼隆’、‘ 大锅饭’的经营管理方式,从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入手,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造就了以农户为单位的人人有责的生产主体”(注②)。

2、认识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艰巨性,精心设计,充分论证,先试后行,避免急躁冒进、简单化、文牍化。

十八届三中《决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包括六个方面十六条上百项内容,涉及各个部门和领域,紧密联系,相互交融,单就“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就涉及几十部法律。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处理好“改与法”的关系,系统配套,左右协调,上下衔接,十分重要。“放权”的大头应是还权于民、于市、于社会,中央政府下放地方政府的,要考虑下面是否接得住、接得好,防止产生新的 “卡繁难”。每一项改革任务的具体实施方案,须经点上试验,论证可行后才能推开,农村改革走的就是这条路。

“先试后行,走‘试验-示范-推广’的路子,是中国成功改革的重要路径,是避免改革方案产生偏差或脱离实际、执行不通的有效方法。与此相反,不经调研,不搞试验,不从群众中来,不从实践中来,靠闭门造车下文搞的改革,则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甚至走偏方向。我们需要‘从经验而来擦亮智慧的理性,而不是由理念而下宰割经验的理性’”(农村改革三十年思考,《省社科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汇编》,P.101,2008年9月)。

3、增强“服务”意识,明确“办公”职责,深入实际,体察民情,改进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放管服”改革的目标,也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除靠持续正风肃纪创造清明的政治环境作保障外,建议建立轮流下基层定期(至少三个月)锻炼制度,从接触实际、体验民情中增强“服务”意识和求是精神,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偏向。“两脱离”的主观过度干预由于反规律,出现许多变异和反常现象,如未富人先老,少子超前到,男多女的少,楼起空房多,渠成水不到,瓜熟蒂不落,幼儿上小学(课),小学上中学(课),大学补中小学(课),等等,不胜枚举,皆为失衡,当引以为鉴。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机构(党政群)改革,撇不开精兵简政。“放权的关键是精兵简政,不简政难以放权,不精兵难以简政。机构越改越多、越大,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形成,有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实现”(注②)。鉴于中国政府系世界上人员最众、层级最多、成本最高、权力最大的行政机构,“精”、“简”难度极大,非几年能完成,宜作长远谋划。

人大、政协改革核心也是个正名、归位的问题,人大的“人民代表”名副其实了,政协的事前、事中“政治协商”次次兑现了,则是大功。如此,方能改变广为民间诟病的人大“举举手”的“橡皮图章”和政协“拍拍手”的“休闲福地”形象。

最大、最重、最广失衡的反思

中国农村、农业、农民与之相对应的城市、工商业、市民的失衡,可谓中国当今最大、最重、最广的人权失衡,而从农民本身作出的贡献、付出乃至牺牲,同他们所处的地位、待遇、权利、生活等作一对比,失衡的反差更为惊人,亦是数量最多的国人心里深藏的大不平。农民土改分得的持有政府土地证的田地山林,没几年就被收回,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30年的折腾,又回到分户经营,土地所有权没了,留下了承包经营权;“公社化”时期,农民开荒种地是不允许的,自留地规定不准种粮,家养畜、禽都有数量限制,上街进城要请假,上工时给孩子喂奶也得队长同意才行,生产上何时下种、收割,种植密度多大,队长得听公社、县委号令行事;“大跃进”时期,砍树木、交铁锅炼钢铁,国家征粮连仓底扫净还贴上种子,自己忍饥挨饿,饿死父母兄弟姐妹小孩3600万人(《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文革”期间,全国停工停产停学闹革命,农民照常日出而作,粮食增产,保住了全国人民的饭碗和凭票供应的农副产品,并义务接收1600万城市知青(占城市人口1/10),为他们解决吃、住和劳动就业;改革之初,发明了包产到户、大包干,短短几年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农副产品由短缺变富余,使粮、棉、油、糖、烟等票证成了历史。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剪刀差”农民为国家提供巨额建设资金,至今不断;改革开放期间,农民每年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提供一、二亿多廉价劳动力,提供数千万亩廉价土地,两大生产力要素与引进外资结合,方才创造出今天丰厚的财富。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来自农业人口红利和农村土地红利起了核心基础作用。广大农民的大量存款,绝大部分都给城市工商业用了。凭心而论,据实而言,这里面存在着财产剥夺、危机转嫁、风险分摊、权益侵蚀诸问题,与革命时期公开的“打土豪、分田地”比照,实属隐蔽的“劫贫济富”,亦可谓“化私为公”,与贪官污吏、暴发户、红顶商人的“化公为私”形成鲜明反差!暴露出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秘诀和多数人贫困的根由。

农民工付出巨量剩余劳动的同时,更大的牺牲是6000万留守儿童的教育和亲情的失落,在心理上、智力上、性格上、学业上的影响更大更长远。他们是“失爱”的一代,与城市“溺爱”的一代形成两极,成为又一大失衡。“十三五”规划的5575万脱贫人口,比世界人口排名24位的南非人口还多,而更关键的权利贫困、知识贫困,却不是一个五年规划所能解决的。任重道远!

中国农民是最艰难、最勤劳、最朴实、最忠厚、最忍耐、最包容的人,又是贡献付出最大的群体,然而地位最低、待遇最差、生活最苦、权力最小,天灾人祸、工伤事故受害最多、最重,血汗工厂和黑矿山使用的童工都是农村失学的中小学生,农民矿难车祸死亡的赔偿只有市名1/3,同命不同价;选人大代表,市民26万人选一名,农民却是96万人选一名,同权不同票!农民一年的劳动收入抵不上市民一月的收入,去年(2016)全国2.9亿常住城市的农民工仍生活在城乡夹缝中,未能入城市户籍;更令人不解的是规划到2020年,仍有2.1亿农民工处于这种状态,只有劳动权,没有落户权,不知这是什么政策?什么道理?是不是“城市本位”太严重,“官本位”又支持,仍视他们为“盲流”,制门槛阻断“共享”,分等级加深撕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相悖!在国际事务中,我们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农民工参与城市共建却不能共享,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却不能共赢!我们都向世界提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国人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也十多年了,怎么在“三农”身上旧的“二元、”“二体”未消融,新的“三元”、 “三体”却出现了呢?这不是明显的重城轻乡、重市(民)轻农(民)、扶强凌弱、欺软怕硬、嫌贫爱富吗!与“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相背离。

尽管国家早就提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际上仍然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哺育工商业,农民奉献市民;“少取、多予、放活”的方针农民欢迎,但给了“三农”一些补贴、支援,就把“倾斜”挂在嘴上,写在纸上,实际上天平的指针仍斜向“三农”一边,回到正中还差不少;更让人看不惯的,是官员们在发给农民的“好处”时,呈现一副施恩赏赐的姿态与神情,却不知弄倒了官民关系、干群关系,忘了过去,失了初心。“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危险的革命战争时期,之所以未能被消灭,反而不断发展壮大,广大老百姓的无私关爱、倾心支持和舍命保护起了决定作用。老百姓其实是共产党的大救星,可谓‘没有老百姓就没有共产党’。党和全体党员绝不能忘记这个真理和史实,它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等重要,时时念颂在心,为人民干实事、办好事就是尽职尽责,回报衣食父母的养育和救命恩德,并非向人民施舍和布恩”(注③:作风问题:发展战略短板,《战略研究》,2013.第5期)。农民仍是当今中国最多、最大、最广的老百姓,在第一个百年快到之时,提这个醒,十分必要。

农民还是我国唯一没有自己组织的群体,加上自身的“三弱”(农民弱势、农业弱质、农村弱肉)特征,遇到强征强拆,变成“三失”(失地、失业、失家)农民,无人代言,没有反映话语权的通道,只有上访喊冤,乞求“青天”为民说话,但遭遇的是截访、迁送,乃至拘留。“维稳压倒一切”,自然压倒“维权”。权力的傲慢和肆意,缘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浓厚意识,欲要根除,得靠民主政治的真正建立!

如今,最先进的高科技、高设备中国有了,别忘了最落后的生产方式还在农村发力,不少还是镰刀、锄头加机械,耕地靠牛、人畜合作、肩挑背扛屡见不鲜,点灯用油、刀耕火种犹存。中国的高铁、高速可谓世界瞩目,基础设施盖过欧美,不少人(特别是常出国的)已在讥笑美国飞机跑道开裂,摩天大楼不如上海,却不知这些超前建设与拉动GDP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使GDP总量超前十来年攀上世界第二,从而使基建投资永不停歇、越滚越大成了惯性和路径依赖,那届党委政府都不愿放松,都朝着“翻番”目标狂奔,刹不住车了。虽然口头上说不以GDP论英雄,不作唯一考核政绩的指标,规划本也注明属“预期性”,但仍居首位,还是硬指标,比众多软民生目标的弹性措词明确得多。于是,立足于风险可控范围内,持续大投大建,就成为“保增长”的高招。转变增长方式从“九五”就提出了,不彻底转变这一指导思想总难成功,关键要摆脱“翻番”的紧箍咒,脚踏实地回到“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来。所有目标都应服从这个目的,有违的、不合的,就应修正,切勿主次不分,本末倒置。同计划经济时期的积累与消费、治坡与治窝失调类似,现在是民生欠账太多、太长,广大农民为头号“债权人”,“债务人”须认真妥善做出“还债”计划,限期还清,不能一门头的热衷接力发展棒,以“新官不理旧事”一推再推,越积越多,“债多不愁”。

“经济发展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发展和其他建设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然仅是物质和这个基础而已,许多非物质的需求,如精神文化方面问题就不是光有物质能解决的”(注③)就国力和人民幸福而言,与GDP不一定成正比,无论是总量和人均量。中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GDP居世界第一,却败给了英法联军,以后一直走下坡路,落到世界很贫穷国家之一,如今又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按2016年人均GDP,中国步入世界中等上收入经济体(第二档次),人均量排名升至第77位,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17.7.1发布);计算农民人均GDP和收入,则排在第120位以后(简称“百二”);最低收入的差距更大,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5%,在183个国家(地区)中排名158位,倒26(后25国,非洲14个,亚洲8个,大洋洲、美、欧各1个)。人均GDP低的不丹小国,2006年“国民幸福指数”(简称GNH),名列世界第8,亚洲第1,人均GDP仅1400美元。联合国2011年决议,敦促所有成员国把国民幸福作为发展目标。中国的现实颇像“大跃进”时的粮食征购,“GDP越大政府拿的越多,且增加幅度多年高于GDP增速,国家财力相当充裕,而居民收入增速长年偏低,劳动收入比例持续下降,足见大多数居民特别是靠劳动收入的居民还是低收入,全国居民消费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5年为世界平均水平65%左右),这就是国家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居民却无“老二”感觉之所在。显然,“国富民穷”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国内最大的失衡、失调、失公!”(注①)“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荀子·富国》)。值得高层警醒!

国民对无获得感的目标,尚来不感兴趣。“大跃进”中,生产队订计划,讨论水稻亩产订250斤还是280斤,争论激烈;后来要订四五百斤,说话的人少了;最后订七八百一千斤,就都不吱声了。像2000年全国大多数人口和近半数省(区)尚在小康生活线以下,仅全国人口平均达800美元,就宣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有何意义?以后制定规划目标,又不是从原规划完成的实际出发,而是在已经确定的目标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新要求,即“虚对虚”,且连续加码,由GDP总量翻番到人均GDP翻番,又进到人均收入翻番;由小康生活到小康社会,又由建设进到建成,一字之差,重若千钧!一系列的自动加压,不知何故?有何依据?可经论证,可行性如何?辽宁省检查清理虚高GDP的勇气可嘉,并未丢“面子”,而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表现,是保护人民的明智之举,因为吹牛是要交税的(“大跃进”横征过头粮即是佐证)。

金钱,财富,人见人爱,本身不坏,倒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关键在于怎么来?怎么分?怎么用?如果追钱逐利的规则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机会是均等的,财富的追求可以助推社会往精神文明提升,之所以两个文明失调,与分钱、挣钱、捞钱的潜规则盛行、旁门左道太多有关。国民不患多而患不均,2020年GDP翻番目标即使达到,亦难保人均收入翻番,因为两者不同步,差得远。中国最低工资只占人均GDP的25%,远低于世界平均58%的水平。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把着力点放在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上,让他们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才会有获得感、满意感。如今,当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享受展现“老二”的风光时,别忘了国内百姓“百二”的处境,这一“面子”和“里子”的巨大反差,可谓中国又一个最大、最深、最广的失衡,协调解决这一失衡以及前述诸多失调、失衡,全在于党委政府真正“以人民为中心”(非以经济为中心),各正其位,各行其言,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显其贤,为人民主持公平正义,实现“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官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调议,是治国已。观其朝廷,则其贵者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悫 ;是明主已”(《荀子·富国》)。如此,民之所望!国之大幸!“五大发展”方能由理念变成现实。

 

(作者单位:省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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