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书中所言的“轻重”不是物理学的概念，而是经济学的概念，意即物价的高低，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这是最早用中国思维和中国语言表达的对价值规律的认识。《管子》中谈“轻重”的文章现存15篇，分别是《匡乘马》、《乘马数》、《事语》。《海王》。《国蓄》、《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地数》、《揆度》、《国准》、《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丁》、《轻重戊》，占总篇数的六分之一以上，构成了《管子》思想的八大主题之一，内容非常丰富，可以称之为“轻重学说”了。如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趋向成熟，在这个背景下讨论《管子》轻重学说的历史地位及当代意义，也很有必要。

一、轻重学说：中国人对价值规律的最早认识

价值规律在如今的中国已是一个大众的词汇了，并且都认为是一个“舶来品”，因为它不是由中国人第一个提出来的，而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首先提出来的。然而在中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成书的《管子》中，就有多篇文章论及轻重学说及其运用，是古代中国人对价值规律的最早认识及其表达，这些文章尽管并非全为管仲所著，但肯定有管仲的文章。如司马迁就曾称：“吾读管氏《牧民》。《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1]；西汉初年的桑弘羊也熟读过《轻重》篇[2]，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人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及其运用最早起于管仲，比亚当·斯密早2400多年。

不过，管仲是用中国思维和中国语言表达那个时代人们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及其运用的。在人类历史上，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开始出现了商品交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交换逐渐增多，交换范围逐渐扩大，并逐渐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管仲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的春秋末期﹙公元前六世纪及五世纪的前二、三十年﹚，正是奴隶社会瓦解和封建社会初生的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他们一出现就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在生产和生活中对产品交换有了越来越多的需求，于是那个时候在中国一些地方就有“日中为市”，也就是商品交换。在管仲为相的齐国，早在西周初年武王分封给姜太公时就有了商品交换，《史记》有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3]，到齐桓公时已经历了400余年，商品交换应该是扩大到相当的规模，也出现了一批专业商人，如管仲、鲍叔牙就曾经经商。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助他称霸，管仲便在齐国推行较为系统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推行了士农工商的“四民分业”，就是如今所说的社会分工，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史记也有载：“管仲既任政齐相，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好同恶”[4]，特别是“与俗好同恶”，更是呼应新兴地主阶级的诉求而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适应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加上自己与鲍叔牙在一起几十年的经商经验，有条件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总结出轻重学说。因为受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限制，那个时期的人们不可能认识到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的价值，管仲当然不可能从这个深度认识价值规律，但已经认识到商品的使用价值。人们一开始在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就是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中心的，因为使用价值直观地体现了商品的功能性，可用“轻重”这个词来形象地表达，所以管仲选择了这个词，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轻重学说，用中国思维和中国语言表达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价值规律的认识，传播于世，启发人思，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例如，《管子·轻重乙》篇有记载：“桓公问于管子：‘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这段对话管子的意思是，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有个“衡数”，但它不是固定的，人们在实际交换中，商品的价格会围绕这个“衡数”而“一高一下”，这种波动是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商品的价格不必人为地固定在一个水平上，如果不这样做，作为商品的“万物”就“不可得而使用”。由此   

可见，管仲特别强调商品的使用价值。可以说，这种对物价“轻重”亦即高低的把握，是在不了解商品价值的中国古代社会，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用中国思维和中国语言对价值规律的正确认识。

轻重学说是怎样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认识和运用价值规律的呢？综观《管子》关于“轻重”主题的15篇文章可以发现，他们是用物价来表达商品使用价值的大小，以此成为商品交换的依据，这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具体来说，是围绕谷物、万物、货币三类要素来分折人们在市场中的商品交换，从而形成三种轻重关系：

一是谷物与万物的轻重关系。“民以食为天”，谷物事关人的生存，向来是特殊商品，谷物以外的万物是一般商品，但也是人类生活、生产不可忽缺的，而谷物和万物都是人们在市场中交换的基本商品。所以，轻重学说首先要明确谷物与万物的轻重关系，其轻重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管子·乘马数》，以下凡引自《管子》各篇的，只注篇名，不注书名﹚，意即谷物价格上升，万物价格相对下降，反之，谷物价格下降、万物价格相对上升。

二是谷物与货币的轻重关系。因为商品的交换是以政府铸造的货币为一般等价物，而货币又以黄金为本位，由于谷物是特殊商品，轻重学说必须慎重地明确其轻重关系，那就是“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 轻重甲》﹚，意即以黄金为代表的货币购买力的升降，是与谷物价格成反向变化的。谷物与货币的轻重关系确定好了，才可能合理确定货币与万物的轻重关系。

三是货币与万物的轻重关系。因为人们通过市场交换的商品门类繁多，概为“万物”，轻重学说必须理清其与货币的轻重关系，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规律化，筒要地说来，货币与万物的轻重关系是“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山至数》﹚，意即市场上货币购买力的升降与商品供应的多寡成反向变化，市场上的商品供大于求，价格就会下降，反之，则价格就会上升。由于前面确定了谷物与万物的轻重关系和谷物与货币的轻重关系，以谷物作为衔量万物轻重的基本尺度，那么，货币与万物的轻重关系程度也就能确定了。

《管子》有关文章分折的上述三大类轻重关系，突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抓住了谷物这个特殊商品和货币作为商品交换一般等价物这两个核心要素，这实际上又认识到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因为三大类轻重关系也是三大类交换关系，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以谷物的使用价值与万物的使用价值进行交换，具体衡量谷物及万物的交换价值，就已带有朴素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了。可见，三大类轻重关系或交换关系不仅深刻反映了商品交换现象，更能引导社会成员公平公正地进行商品交换，从而构建的中国古代轻重学说体系，已对价值规律有了清晰的认识，可以说是走在世界的前沿。重要的是，轻重学说成功地运用于齐国经济建设的实践，齐国终于由弱变强，齐桓公也能“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实现了称霸的梦想。历史证明了轻重学说是科学的经济学说，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应以充分肯定。

二、宏观调控：轻重学说在中国最早的成功运用

宏观调控是现代经济学概念，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1935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主张国家运用多种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与调整，既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又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以保证宏观经济健康运行。2600多年前在中国产生的轻重学说，也具有宏观调控的功能与作用，在齐国付诸实践。可以说，这是轻重学说在中国最早宏观调控的成功运用。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轻重学说在齐国的成功实践，也达到了现代所言的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我们知道，凯恩斯提出的宏观调控有三个最基本的目标，即稳定物价、增加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而齐国运用轻重学说发展经济，在这三个方面也都取得了令时人瞩目的成功。

首先，是在稳定物价方面的宏观调控取得了成功。2600多年前齐国的物价变动没有历史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管子》关于阐述轻重学说15篇文章中可以看出，管仲等在多方面的精心设计及严格实施，齐国的物价应该是稳定的。如《国蓄》篇指出：“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意思是说，轻重之术的最大好处是，在人民用物有余而价格低的时候，国家以较高的价格买进，可以提高市场物价；在人民用物不足而价格高的时候，国家以较低的价格卖出，可以降低市场物价，物价就会保持稳定。万物的多少是随时而变的，要使供求关系保持平衡而不发生变化，就要这样做，否则，如果失去平衡，就会出现价格的涨落。国家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要坚持用供求关系的平衡来保持物价的稳定。显然，这里的“准平”就是供求关系的平衡，也是齐国在稳定物价方面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而且实施严格，应该是有效的。类似于这样的记载或论述，在《管子》轻重诸篇中还有很多。据此可以判断，齐国长期执行“准平”政策，国家根据市场物价的涨落情况，适时贱买而贵卖，是能平抑物价的，齐国在稳定物价方面的宏观调控会取得成功。

其次，是在增加就业方面的宏观调控取得了成功。中国古代社会尚没有“就业”这个概念，但轻重学说并不忽视就业，与“就业”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论述，大量出现在《管子》特别是阐述轻重诸篇中，最为普遍的是鼓励发展经济，通过发展经济增加社会就业，概括起来看主要有：一是不仅重视发展农业，以农业作为那时齐国人的主要就业领域，而且重视发展手工业、商业，为齐国人开辞新的就业岗位，还主张农民在农闲时从事手工业，如号召农民“伐菹薪、煮沸火为盐，正面积之。……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轻重甲》﹚，可见有多少农民在农闲时采盐，盐业又增加了多少齐国人的就业。二是推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使之各有其务，而且世代传承，“工之子桓为公，商之子桓为商，农之子桓为农”﹙《小匡》﹚，自然会维持世代的充分就业，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就业政策。三是主张“厚生”，如《五铺》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蓻、劝土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生”，“厚生”就是“厚业”，各种各样的“厚生”之举当然会增加就业，保障齐国的就业稳定。四是劝业，引导人们安业、尽业。《轻重丁》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管仲为使农民爱惜时间耕织，竞要齐桓公下令将大道两旁的大树砍掉，因为大树有荫，“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来之市者，罢市相睹树下，戏笑超距，终日不归”，误了时间，砍掉这些大树，人们罢市后无处可荫而回家耕织，可见劝业之周详、细微。五是支持富人扩大消费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如《侈靡》篇有记：扩大就业“莫善于侈靡，……富者靡之，贫有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为之，为之畜化”。意即要看到富人扩大消费对穷人的好处，因为富人奢侈消费，穷人才有事谋生，百姓将有业可为，就振奋起来而有生计。但这不是百姓自身能做到的，需要国家替他们培育条件。齐国的轻重学家在二千多年前就提出扩大消费带动就业的主张与政策，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齐国那时人口和劳动力少，就业不是大问题，但轻重学说仍重视就业问题，是很有远见的，同如今把增加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一大目标，是何等的相似乃尔！。

第三，是在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宏观调控取得了成功。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上诸侯林立、互有通商。管仲为相的齐国为了积聚经济实力而霸图，十分重视与列国的通商贸易，如今所说的国家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而进行的宏观调控，在那时主要是开展对外贸易，努力获得贸易顺差，齐国运用轻重学说在这方面的调控所取得的成就，就反映在对外贸易上。从《管子》轻重诸篇可以看出，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粮食的“谨守重流”。因为粮食是战略物资，“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轻重丁》﹚，这样，“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为泄也”﹙《山至数》﹚，亦即储足本国粮食，不使其流到他国。二是“四望天下”，把握物价。因为商品是向高价地区流动的，为不使战略物资流向他国，必须在物价上“四望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低亦低﹙《轻重丁》﹚。三是从“战”的视角即竞争思维开展对外贸易，看到对外贸易存在贸易战。如《轻重甲》就用“五战”来比喻对外贸易：“战衡﹙衡数﹚、战准﹙准平﹚、战流﹙流通﹚、战权﹙权谋﹚、战势﹙形势﹚，所谓五战而至于兵”，可见管子在对外贸易上既高瞻远瞩，又细心谋划。四是吸引外商。优待外商。如规定为“诸候之商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水”﹙《轻重乙》﹚，不仅为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提供住宿，还视生意的规模给予不同的优待：对一乘车的外商提供饭食，对三乘车的外商提供马的饲料，对五乘车的外商视配备役使人员，如此优待外商，他们就会像水流一样纷纷流向齐国进行贸易。这都是轻重学说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成功运用，齐国获得大量贸易顺差，当然会强大起来。

三、国本位与民本位兼容：轻重学说的中国特色

轻重学说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用中国思维和中国语言表达的价值规律，不仅在用词上，而且在用意上，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那就是富国又富民，含有国本位与民本位的兼容思想。这是轻重学说提出与运用的目的与实质，是轻重学说中国特色的核心与标志。

国本位或国家本位是轻重学说提出与运用的首要目的，体现了这一学说的实质。从本来意义上讲，齐桓公拜管仲为相是为了称霸，管仲愿意为相并全力而辅也是为了称霸，但称霸要国富兵强，国富兵强必须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又必须要有一套很快奏效的思路与政策，轻重学说便由此而生，先天性地决定了轻重学说的国本位，为了国富兵强，国本位就成为轻重学说提出与运用的首要目的。从《管子》轻重诸篇的论述看，体现国本位的观点与政策比比皆是。特别重要的是在三个方面：一是实行国有制。齐国的土地、矿产资源均属于国有，对农民，“一农之量壤百亩”﹙《臣乘马》﹚，即对农民实行“一夫百亩”的国家授田制，又“相壤定籍而民不移”﹙《乘马数》﹚，即根据土地质量向农民毫不动摇地征税；对盐铁开采和销售实行官营与专卖，规定“处工必就官府”﹙《小匡》﹚，对手工业也实行国有国营，齐国的主体经济都是国有制，所以今人有称管仲是中国国有经济的“鼻祖”。由于国有经济在齐国占主体地位，为富国强兵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财力、物力支持。二是税赋“利出一孔”。管仲提出“利出一孔”的原则，以集中国家财力。《国蓄》指出：“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意即经济利益出于一个渠道，由国家统一掌握，国力增强了，就会所向无敌，而税赋是可以做到“利出一孔”的，所以要建立严格的税赋制度，齐国是当时税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也是国库最充裕的国家。三是货币的国家控制。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具有流通手段职能，对国对民都关系极大，所以，“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国蓄》﹚，将货币发行与流通管理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确保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全盘控制。轻重学说还强调，“善者执通施以御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国蓄》﹚，意即善于治国者要运用货币来控制粮食，人民的力量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使用。这样，轻重学说通过实行国有制、税赋制度和货币控制，齐国就牢固地建立起国家本位的国民经济体系。

“以人为本”是管仲首先提出来的，并且突出了经济，“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是轻重学说的一贯主张，所以，轻重学说既重视国本位，也同样重视民本位，提出了一系列的民本位思想和政策。综观《管子》“轻重”的各篇文章，轻重学说的民本位思想和政策也很多，最为突出的是在两个方面：一是富民，二是保民。因为民是国家之本，是国富之源，所以，在轻重学说看来，国富“必先富民”。如何使民富起来呢？轻重学说认为，民富必须有经产，即有稳定可靠的产业。如《重令》篇就明确指出：“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思想。如何才能使民有经产呢？轻重学说实施的政策是“一夫百亩”的国家授田制，把耕地作为农民的经产。农民有地可耕，就会逐渐富起来。在此基础上，又允许和鼓励农民从事手工业、商业等，民就可以增加经产，民富也就更有保障。民有经产能否获得应有的利益而富起来呢？，还需要国家的保护，因为世间还有唯利是图的商人，为防止富商大贾囤积待沽、操纵物价，在市场上侵吞民利，客观上就有保民的需要，所以，保民也就成为民本位不可忽缺的重要部分。轻重学说用经济手段实施保民的主要政策是“平籴”，即国家运用物价政策，视粮食等主要商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价低时买进，价高时卖出，维护物价稳定，打击谋暴利的商人，保护百姓的利益。如《国蓄》所载：国家“挟其食﹙粮食﹚，守其用﹙货币﹚，据有余而不足”，“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说的就是“平籴”，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来有效保民。这样，一是富民、二是保民，前者力求民有经产，用现在的话说是发展生产力；后者使民利不受或少受损失，用现在的话说是保护生产力，这样，轻重学说便从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意义上，构建起民本位的国民经济体系。

国本位和民本位不是对立的，而是兼容的，这也是轻重学说的追求和刻意构建的。从《管子》“轻重”诸篇记叙的相关内容看，两者的兼容既广泛又紧密。如前所述，齐国的土地虽是国有的，但实行的是“一夫百亩”的国家授田制，使民有经产，这就在土地上实现了国本位和民本位广泛而紧密的兼容。又比如，《国蓄》有载：国家对农民“耒耜械器，种镶﹙种子﹚粮食，毕取赡﹙供应﹚于君”，意即有困难的农户，其农耕用具、种子都可从国家那里得到供应；《国蓄》又载：国家对农户“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意即国家在春季向人民放贷以收取生产的丝织品，夏天向人民放贷以收取秋天的粮食，这就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了国本位和民本位广泛而紧密的兼容。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自然经济社会，齐国在农业及手工业上的国本位和民本位兼容，就等于是国本位和民本位的全国性兼容，说明两者的相容已极为广泛而又非常紧密。另外，在赋税制度方面，轻重学说还提出“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置﹚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国蓄》﹚，意即租籍是正规赋税以外的附加税，租税是经过仔细计算的正规赋税，国家要取消强加给百姓的附加税，设置仔细计算后才可征收的正规赋税.这样，既保障了国家的税收，又消除了强加给百姓的不合理负担，所以天下百姓都乐于遵从国家了，这就从赋税制度方面，实现了国本位和民本位的兼容，国强与民富就统一起来了。轻重学说这些主张的传播及政策实施，齐国的霸业就有望成功。

中华民族是重视民生的，民本制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56个民族的人民又是热爱祖国的，国家本位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春秋国时期以《管子》为代表的轻重学说及与管仲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提出国本位和民本位兼容的的治国理念及其实施的一系列方略，是中国特色的经典体现，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文化渊源

轻重学说是中国2600多年前出现在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学说，当时是很先进的，如今人类己进入了现代社会，中国已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轻重学说的思路与政策主张早已过时。但是，跨过二千多年的历史时空可以发现，轻重学说的基本理念，仍是如今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文化渊源，这是由轻重学说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当代意义。

其一是，轻重学说用中国思维和中国语言表达那个时代人们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及其运用，是如今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文化渊源。中国从原始社会后期就出现了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开始发生作用，逐渐滋生出市场经济，即使发展极其缓慢，到工业革命后已落伍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探索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己经构建起计划经济的一套体制与管理体系，但当邓小平同志一提出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全国上下很快统一了思想认识，计划经济体制得到了彻底改革，市场经济如沐春风在全国发展起来，全国经济持续30年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创造了趋大型国家经济起飞的世界奇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自轻重学说提出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及其运用以来，中国人开始渐渐有了市场经济意识，又世世代代发扬广大，历经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中国大地已经厚植了市场经济的思想文化土壤；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正因为有了历史形成的市场经济思想文化土壤，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才可能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在改革开放初期仅仅用了10多年的时向，到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可以说，轻重学说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文化源头。

其二是，轻重学说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最早成功运用，是如今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思想文化渊源。市场虽然能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市场不是万能的，不同国家的大量事实表明，市场调节的失灵也是常有的，这样，既不能因为出现了问题而否定市场经济，也不能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可行的办法是，国家要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宏观调控。国家怎样来进行宏观调控呢？二千多年前的轻重学说在这方面己经有了最早的成功运用。同现在相比，那个时代的宏观调控虽然比较简单，但持有轻重思想的执政者在稳定物价、增加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方面，遵循市场规律与运用国家力量进行宏观调控所体现的眼光与魄力，智慧与技巧，人文关怀和与法治精神等等，都有开拓性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是如今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思想文化渊源。

其三是，轻重学说所含有的国本位与民本位兼容思想，是如今我们在经济体制上坚持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渊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求富的经济思想，求富的主体是民众与国家，也就是民富与国富。反映在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民富要有民本制的保障，国富要有国本制的保障，处理好民富与国富的关系、民本位与国本位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位极为重视的问题。在春秋末期，由于新兴地主阶层的出现和封建国家的初兴，民富与国富问题开始凸现，是民富还是国富，是当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必须考虑和处理的重大问题。管仲在齐为相的追求是辅助齐桓公称霸，称霸必须国富；但管仲更知道，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和源头，主张民富优先，在民富的基础上，用国本位与民本位的兼容实现国富。如《治国》篇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谈民富优先的重要性；又如《山至数》篇认为：“民富君无贫，民贫君无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是从国富的角度谈民富优先的重要性。管仲的这一思想得到了中国主流传统经济思想的认可与传承，如孔子得意弟子颜回就肯定：“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足？”[5]。为便于富民，在经济体制上也就逐渐形成了民本制。

     轻重学说不仅强调民富，更强调国富，为了称霸，国富在齐国就更为紧迫，所以，他们强调“国有十年之蓄”，“万乘之国”要有“万乘可资”﹙《国蓄》﹚，即国家要有充裕的财富。国家如何蓄到充裕的财富呢？他们主张，除了向民征税外，还要开发丰富的资源为国家所有。如《轻重甲》有云：“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齐国有山海资源，就开发盐铁产品，由国家实行专卖专营，连四民之中的“工”，也“处工必就官府”，国家本位在齐国最早得以确立而不断发展。自战国以来，轻重学说的国家本位思想也得到传统主流经济思想的认可与传承，并且与国家的统一强盛相联体系，长期以往，中国就有容纳国家本位的思想文化土壤。这种土壤在封建社会又滋生出“家国同构”的制度体系，维系着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生存和发展。“家国同构”是中国特色的历史表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也是国本位与民本位的兼容，其基础可追溯到以管仲为代表的轻重学说思想，这是轻重学说的重大历史贡献。如今，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中央鲜明地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6]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经济，这都与国本位与民本位的兼容思想有历史的传承，国有经济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是经济体制上的中国特色。可以说，轻重学说所含有的国本位与民本位兼容思想，是如今我们在经济体制上坚持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渊源。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轻重学说是中国经济学成就很早居于世界前列的标志，是中华与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珍珠。但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界总是无视中国古代经济学的成就。我们研究《管子》的轻重学说，特别回顾他们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是如何形成对价值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宏观调控的精当运用，以及国本位与民本位的兼容思想，就是要肯定以轻重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这些思想在中国传承二千余年，直到十六世纪工业革命前都走在世界前列。经济实践是经济学繁荣的土壤，一国经济的发达程度，决定着该国经济学的繁荣程度，及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话语权。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经济衰落了，中国经济学缺失了创新的土壤，尽管经济学研究没有中止，在十八世纪末甚至出现了如王茂荫这样被马克思肯定的经济学家，但由于工业化落后，没有现代工业企业，使中国经济学研究缺乏微观基础，渐渐落伍于世界现代经济学的潮流。现在不同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十年前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充满着活力，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鲜素材。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成功探索，已经走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前沿，相信在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会推进经济科学的持续繁荣，像古代一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国现代经济学，一定会重返世界学界的前列。

                               ﹙作者为安徽省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1] 《史记·管晏列传》

[2] 《史记·平准书

[3] 《史记·齐太公世家》

[4] 《史记·管晏列传》

[5] 《论语·颜渊》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