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过长期努力，以党的十九大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到本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梦”。安徽人也有自己的“安徽梦”，那就是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能否乘上新时代的“动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实现“安徽梦”，是安徽在新时代需要审视和展望的重大战略话题。

一、安徽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的提出缘由
       历史上,安徽是我国的经济文化发达省份,江淮地区是富饶之地。早在唐代，杜牧在《上宰相求杭州启》中就称,“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明清时期，经济上有驰名全国的徽商，经营有方，江南一带号称“无徽不成镇”；文化上有名誉天下的桐城文派，人才济济，时有“天下文章皆出桐城”之说。由于徽商与桐城文派一商一文两大“区域品牌”的巨大影响力,1776年清初建省时，安徽堪称是中国的经济文化发达省份，属于中国省区的第一方阵。下面的讨论我们设定，全省人均收入指标居全国省区前10位，就视作是中国省区第一方阵。
       进入近代以后,安徽同我们祖国一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搾，加之战乱兵匪、自然灾害“人祸天灾”的吞噬，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徽商与桐城文派也同时消失。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安徽已衰退为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省份,人均收入水平居全国后位。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人民的希望和追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安徽同全国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经济社会很快由恢复到发展，在探索中也经历了成功与曲折。1979年，风阳县小岗村、肥西县山南镇等地农民在全国率先推行以家庭为单元“大包于”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快速起飞的新阶段。1986年,全省人均生产总值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5.84﹪，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但以后却有所下降；2000年，全省人民基本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第一步”战略目标。
       2000年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安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与全国的差距逐年缩小，如从2003年到2016年，全省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47%上升到72.91%，与全国人均GDP的差距年均缩小近1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后,安徽经济发展年年趋好，最大的特征是人均收入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有了上升。如2014年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的位次上升了1位，2015年全省人均GDP在全国的位次也上升了1位，改变了长期以来安徽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的位次不仅靠后，而且靠后的位次被固化的局面，给安徽在全国赶超进位带来了希望。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由“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安徽上下应有雄心壮志，乘上新时代的东风加快崛起，努力重返中国省区的第一方阵。

二、安徽重返第一方阵的可能性可行性研判
       安徽能否能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在什么时候重返第一方阵，关键取决于全省人均收入在什么时候能进入全国省区前10位。这就需要对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的可能性可行性进行研判。
       1.以居民可支配收入衡量人均收入水平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综合指标，通常是用人均GDP表示的。但是，这个指标却存在着不准确的问题，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会更准确表达人均收入水平。
       因为第一，居民可支配收入属于国民收入范畴，包括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是居民“真金白银”的实际收入。
       第二，我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自下而上通过抽样调查获取的，尽管最后的统计是加权平均的，但这是小范围，可允许的平均，统计部门发布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实际人均收入的偏差很小，能真实反映实际水平。而人均GDP是自上而下统计出来的，居民收入被大范围平均了，与居民实际人均收入偏差很大，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水平。因此，对一个省区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排序，可以消除人均GDP的统计偏差。
       第三，在劳动力充分流动的情况下，特別是在有大量农民工跨省流动的中国国情下，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消除省区人均GDP所掩盖的对农民工净入省区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估,以及对农民工净出省区国民生产总值的低估。如2016年安徽省的人均GDP为39561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29﹪,而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9998元,已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3.95﹪,前者比后者低10.66个百分点，是因为安徽有近1000万的出省农民工,其中流动人口达504.68万人，他们贡献的GDP算入流入省市，由此计算的人均GDP，就高估了这些农民工流入省市人均GDP的实际水平，而低估了安徽作为农民工净出省人均GDP的实际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由抽样调查获取的,不计入常住人口的流动性出省农民工反哺家庭的打工收入，作为工资性收入也计入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这样,安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的水平,必然高于人均GDP相当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是真实的人均收入水平。所以,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来预测分析安徽重返第一方阵的可能性、可行性及时间表，是更为科学的方法。
      第四，党的十九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相比，更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更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因此，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作为分析和研判安徽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的核心指标，也是必要而又合适的。
我国对居民人均收入向来是把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分开统计的，只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用可支配收入指标，而农村居民用的是人均纯收入指标。2013年开始统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并把每个省﹙市﹚区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统一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样，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分析安徽重返第一方阵的可能性、可行性及时间表，就有了权威性的统计上的保障。
       2.安徽重返第一方阵的可能性研判

       中国省区第一方阵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应该位居全国省区前10位。安徽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年为15154.3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2.76﹪，居全国第18位，不包括京津沪居全国省区第15位；2016年为19998.1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3.95﹪，居全国第16位，不包括京津沪居全国省区第13位。3年间，安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比全国高0.52个百分点，在全国省区的位次上升了2位，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了1.19个百分点，年均缩小了0.397个百分点﹙见表1﹚。

表1：安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2013–2016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9月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疆域辽阔，31个省﹙市﹚区间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条件和行政管辖幅员都差异很大，省﹙市﹚区间的面积和人口悬殊更大，省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区数，并不是31个省﹙市﹚区的中位数，即第15位或第16位，而是少于这个中位数。以2016年为例，人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的只有10个省﹙市﹚区，从高到低分别是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福建、辽宁、山东和内蒙古。这10个省﹙市﹚区总面积202.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21.06﹪，总人口51462万人，占全国32.52﹪，地区生产总值合计414438亿元，占全国55.69﹪。如果除了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只有7个省区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支持了本文一开始的设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入全国省区前10位的，就是中国区省区第一方阵。
按照这个标准看安徽，2016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居全国省区第13位，在安徽前3位的省区，由高到低分别是湖南﹙21115元﹚、海南﹙20653元﹚、江西﹙20110元﹚，安徽分别比这3省区低1117元、655元、112元，差距并不太大。如果按照2013–2016年的态势发展下去，安徽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省区的位次进入前10位，从而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经过努力是有可能性的。
       3. 安徽重返第一方阵的可行性研判
       可能性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重要的是看有无可行性。与可能性相比，可行性是由可能事件的机率决定的，机率越高确定性就越大，可能性就会转化为可行性；高机率的事件越多，汇合起来就越有确定性，可能性就更会转化为可行性。判断安徽省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的可行性也是一样。从当前的情况和可预见的趋势看，安徽在以下三大重要趋向上机率较高、确定性较大，综合考虑，在新时代安徽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是有可行性的。

第一、新时代“全国化”的发展格局改变了安徽的腹地局面，安徽的区位优势得以真正体现，在全国的战略地区有了很大提升。安徽人常说本省承东启西、南北交汇而具有区位优势，实际上，在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经济格局下，安徽是处于东部地区、主要是长三角地区的腹地，在“中心–腹地”空间格局下，安徽的区位优势成为区位劣势，因为受“虹吸现象”影响，大量短缺资源和优质要素流向东部地区、主要是长三角地区，安徽与全国、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差距扩大了，从1986–2016年，安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程度，又拉大了2.93个百分点﹙见表2﹚

表2：安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1985–2016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度的年鉴，均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但是现在不同了，进入本世纪以来，从电话、电视、手机、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到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等快速交通网向全国各地的逐渐延展,人们不分东西南北,出行可“朝出夕归”,远方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全国化”新趋势。“全国化”是与“全球化”相对应的概念，即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而优化配置,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区域经济现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国家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地域上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支撑带”,并且与“四大板块”战略组合、统筹实施,推进了“全国化”的发展。“全国化”打破了“中心–腹地”的传统空间结构和“前沿–后方”的对外开放格局，安徽承东启西、南北交汇的区位优势真正得到体现，加之国家的几个区域战略规划覆盖安徽，全省又进入长三角，江淮地区8市成为长三角城市群成员，合肥市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副中心、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安徽在全国的区位优势得以真正体现，战略地区有很大提升，从而为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提供了的可行性。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经济建设厚积薄发，安徽后发优势开始进入释放期。由表2可见，安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程度，在2003年进入最低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47﹪，但到2016年快速上升到72.91﹪，比2003年高12.44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安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差距年均缩小0.96个百分点的事实表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厚积薄发，安徽后发优势开始进入释放期。比如，在人口和劳动力方面，安徽总人口历来居全国第8位，在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人口多、就业难一直是安徽的劣势。现在不同了，全省初中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90年仅为25.89﹪，2016年上升到56.18﹪，九年制教育基本普及，人口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在人口红利几近消失的新时代，人口多的“劣势”正在转化为安徽一项重要的后发优势。因为初中毕业生就具有接受技术培训的能力，很快会成为技能型劳动者，容易找到就业出路，在农村未能升学而就业难的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走出家门到发达地区或本省的城市打工，经过市场磨练，大约有8﹪的人成为创业者或“小老板”，其中又有一部人回乡创业，又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力资源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我省很快要实行普及高中教育，人力资源的后发优势会进一步增强。其他如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发展、社会事业等方面，我省在改革开放以来都是不懈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如今可谓厚积薄发，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具有安徽特色的后发优势。进入新时代，这些后发优势会持续释放，为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提供了可行性。
      第三、创新因素快速增长，一些领域已在全国形成新优势，有的已进入省区第一方阵。安徽的改革创新和科技创新一直很活跃，不少方面是走全国的前列，创新因素快速增长，正在促进全省发展动力的转换。改革创新的突出表现是在农业农村，已在出现了两个全国率先：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大包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二是1997年以后的农村税费改革，终结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纳税“交皇粮”的历史。这两个全国率先的继续，是近年来在全省农村普遍出现的“三变”改革创新，即“资源变资产、资本变股份、农民变股民”，这是涉及到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可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乡村振兴，为农业变强、农民变富、农村变美提供了制度保障，我省农村的“三变”改革创新也在全国率先，这对安徽这样的农业大省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具有重大意义。科技创新的最大特色是自主创新，合芜蚌是我国最早的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全省也是全国首批创新型建设省份，合肥市是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近年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水平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已居全国第一方阵。比如，2012年全省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1.29件，2017年上升到7.7件，居全国第7位，一些自主创新科研成果及其转化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特别是量子信息、热核聚变、稳态强磁场、铁基超异等前沿技术在全球率先突破，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墨子号”、全球首台量子计算机在中国科学大学研制成功，科大讯飞语音技术引领世界，全球最薄触控玻璃实现量产，液晶显示全球最高世代线建成投产。正在建设中的合肥科学城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开展前沿性科技研究和高端化产业开发，会成为世界高新科技策源地、面向世界技术前沿的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大批科技成果会转化为先进生产力。一个省区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先进生产力越普遍，这个省区的经济发展就越有潜力，在互联网时代，代表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先进生产力普遍性的重要标志是互联网发展水平，据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联合清华、北大等10多家高校编制的《中国各省﹙市﹚互联网发展评估排名表》，2017年安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居全国第11位，说明创新驱动在安徽的普遍性也比较高，科技进步不仅有不少“顶天”的，还有很多“立地”的，更为安徽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提供了可行性。
       4.安徽何时能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
       安徽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虽然具有可能性可行性，那么，经过努力，安徽究竟何时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呢？当然，这是可以预测的。
       我们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核心目标，从近10年来安徽与全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中，计算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与投资、消费、进出口、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关联系数，以及人口的变化趋势，运用“核心目标关联法”进行预测，并结合全国经济发展进入速度中高速、结构中高端的长期趋势研判，特别是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到2020年，安徽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基本实现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但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不过差距每年会缩小；到2035年左右，即到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前阶段时，安徽经过努力可以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居京津沪以外的省区前10位，其中合肥都市圈和皖江城市带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长三角地区的平均水平；到本世纪中叶，安徽可提前若干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长三角地区的平均水平，其中合肥都市圈和皖江城市带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长三角城市群的平均水平，中国省区第一方阵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区之一。
      通过预测和长期趋势研判可以看出，安徽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的进程与全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相一致，全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推进了安徽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的进程，只有在全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条件下，安徽才可以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到2035年左右实现近代以来“八皖”几代人追求的安徽崛起的“梦想”。

三、东中一体：推进安徽重返第一方阵的新路快路
       安徽到2035年左右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虽然具有可能性可行性，但是，当前与第一方阵的差距还很大，必须闯新路走快路。应该闯什么样的新路、走什么样的快路呢？毫无疑问，当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按照党的十九确定的奋斗方向，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路、快路。不过，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各地都会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在这方面走的路子是共同的，安徽就需要在此基础上，找出既符合全国与时代发展大势、又具有安徽特征的新路、快路，再辟新径、换道超车，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缩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中一体”发展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条新路、快路。
       所谓“东中一体”，就是中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看齐，与东部地区一体化发展，达到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成为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说，“东中一体”发展既是安徽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的新路，又是安徽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的快路，因为“东中一体”发展既符合国家在新时代的战略需求，又符合安徽的省情特征。
“东中一体”符合国家在新时代的战略需求，是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表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也很突出。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基于区域分工基础上的区域一体化，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战略选择。正因如此，十八大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强调推进区域一体化，尤其是长江经济带打通了东、中、西部地带的发展关系，造就出“东中一体”的发展态势。显然，这有利于化解东、中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中部地区发展的不充分问题，提升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中部地区地域广阔，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潜力的地区，如果中部地区达到了东部地区发展的发展水平，那么，中国到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强国就更有保障。所以，“东中一体”发展符合国家在新时代的战略需求。
      “东中一体”符合安徽的省情特征，是因为在中部地区6省中，只有安徽省最有条件推行“东中一体”发展。安徽具有承东启西、南北交汇的区位特征，既是中部地区省份，又是长三角地区成员，更与江浙山水相联、人文相融，历史上就同属一个自然地区板块和行政区板块，特别是因长江、淮河、新安江的贯通而形成了天然的流域关联，因地域近邻而形成了由来已久的历史关联，因资源互补、产业互补而形成了逐渐拓展的经济关联。更由于长期开展的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安徽成为长三角地区成员、江淮地区8市成为长三角城市群成员、合肥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副中心以后，长三角地区已构建起“统分结合、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明确了一体化发展方向。所有这些，是中部地区其他省份所没有的。自然的、地理的、历史的、现实的诸多因素决定了安徽具备“东中一体”发展的有利条件，所以，“东中一体”发展符合安徽的省情特征。更由于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比安徽的发展水平高，安徽不仅可以就近向高对标，而且更有向高对标的渠道、机制，所以，对于安徽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来说，“东中一体”发展不仅是一条新路，还更是一条快路。
      前面分析过，在2013–2016年间，安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是缩小的，但是，与长三角地区的差距却略有扩大。如2013年，安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54.3元，长三角地区为25304.0元，安徽相当于长三角地区的59.89﹪，到2016年，安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998元，长三角地区为33429.6元，安徽只相当于长三角地区的59.82﹪，3年间差距扩大了0.07个百分点﹙见表3﹚。严峻的事实表明，安徽闯出“东中一体”发展的新路、快路，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一个可行的战略选择是：通过一圈一带一区的“东中一体”发展，融合实现全省的“东中一体”发展。
表3：安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的比较
﹙单位：元，%﹚

①长三角地区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2017年。

       所谓一圈一带一区的“东中一体”发展，是按照合肥都市圈、淮河生态经济带、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三大板块，突出特色，对外东向发展，分别闯出“东中一体”发展新路、快路；对内融合发展，共同闯出“东中一体”发展新路、快路。
       合肥都市圈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四大都市圈之一，是全省的经济发展高地，核心城市合肥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副中心，2016年人均GDP为80138元，已接近浙江省的水平﹙84916元﹚，可成为全省“东中一体”发展的先导区。一方面，加强与沪宁杭的战略合作，善于借力沪宁杭的高端要素资源和先进经验建设创新驱动发展极，增强长三角世界城市群副中心的功能，带动合肥都市圈率先进入东部地区方阵；另一方面，增强合肥市作为全省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省内其他欠发达地区经济提质增效稳速发展，发挥各自的优势推进“东中一体”发展，逐步化解省内区域间发展的不协调不充分问题，合力推进全省重返第一方阵。
       淮河生态经济带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确定建设的新兴经济带，可以形成生态经济优势，带动皖北地区东向发展，加快皖北振兴的步伐。皖北地区是我省的人口大区，但却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早在2001年10月,省委、省政府就决定实施皖北振兴战略，并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皖北地区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17年来尽管成效显著，但在人均收入方面，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却是扩大了﹙见表4﹚。针对这种情况，新时代的皖北振兴必须以五大发展新理念为指引，走“换道超车”的路子，而建设生态经济带，突出绿色发展，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正是皖北地区“换道超车”的新路子。淮河生态经济带只有东向发展、融入长三角，经济发展才能取得高质量高效益，而淮河生态经济带与苏北地区连为一体，在自然地理上就是“东中一体”的，这更有利于在经济发展上推进“东中一体”，加快进皖北振兴。
表4：皖北地区人口、GDP及人均DGP与全省的比较﹙2000-2016年﹚

   注:本表皖北地区的范围为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等6市.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与苏浙山水相通、市场相连，旅游业很早就与沪苏浙一体化发展、无障碍推进。特别是2011年沪苏浙皖签订了《旅游业一体化合作框架协议》后，皖南地区与长三角的无障碍旅游从单一的市场合作进入全方位融合发展和制度对接阶段，成为安徽省与长三角地区“东中一体”发展最好的产业，带动了皖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在提高农民可支配收入上的作用最为突出。如2016年，黄山、宣城、芜湖、马鞍山、池州的农民可支配收入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马鞍山已超过江苏，芜湖已接近江苏，黄山、宣城、池州市一些街道、乡镇的农民可支配收入已达到长三角的水平，镇容乡貌与苏浙几无差距，在局部块块上已实现了“东中一体”。今后，对内应扩大“东中一体”的地域范围，提升“东中一体”发展水平，对外应加强国际化方面的合作，“东中一体”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
安徽一圈一带一区与沪苏浙“东中一体”发展的内涵很丰富，需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不断探索、开拓和提升，是可以闯出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新路、快路。迄今为止，安徽已提出不少战略了，而我以为，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应该是安徽在新时代最需要、也是最重大的战略。全省上下应该放远眼光，统一思想，增强战略自信，一以贯之的共同努力，实现重返中国省区第一方阵的战略意愿。
﹙作者为安徽省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安徽省时代战略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