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要素流动现状

（一）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产生要素配置效应

改革开放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开启了生产要素市场化历程，随着体制障碍不断突破，农村剩余劳动力由种植业流向乡镇企业、大农业，又由中西部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劳动力要素通过在区域、产业间不断优化配置，带动了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效率的提高。

1.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

内生于农村社区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化流动的乡镇企业，其产值份额在1987年超过农业总产值，占农村总产值比例为52.4%；其吸纳农业劳动力总数在1995年为1.28亿人，达到了历史峰值^[1]。乡镇企业的发展为三农提供了原始积累，之后携带资金的农村劳动力流向林牧副渔业，加快了多种经营发展。

2.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出耕地，1999年农村中非农与农业劳动力份额持平，农业劳动力份额年均减少5.2%。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了生产效率。1999年人均农业劳动生产率为2003元，人均非农劳动生产率为10081元。21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5%，非农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9.6% ^[2]。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抵消了劳动力数量减少的不利影响，而流入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创造了5倍于农业的产出。

3.加速了区域工业化进程

1980年代东部率先启动工业化进程，在挤出效应和吸纳效应作用下，中西部剩余劳动力开始跨区域转移。1999年全国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人数达到2115万，其中54.9％来自中部地区，81.5％进入东部地区。2004年跨省流动劳动力增幅下降，东部沿海地区首次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学术界称之为“刘易斯拐点”。之后，东部产业转移带动中部工业化提速，劳动力就地转移比例上升。2004年东部劳动密集型制造产值比重最高为88.9%，2008年下降到84.7%，每年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4]。同期中部出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重、劳动力就地转移比例双上升。 

（二）土地流转滞后与劳动力流转，影响要素配置效应的发挥

1. 土地流转不畅对农业产出的不利影响

农业劳动力外流有助于改善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创造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条件、改变自耕自食的小农经济，促进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现代化农业转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合同化流转起步于1990年代，随着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城市“资本下乡”的推进，2008年以来土地流转提速。据农业部网站资料：以农地流转面积占农户承包面积表示的土地流转率，1990年为1%，2000年为5.7%，2008年为8.9%，2014年上半年为26.4%。

但是土地流转仍然滞后于劳动力流转速度，影响农业产出效率的提高。张永丽等（2012）的研究表明，1980年代劳动力流动的土地效应、资本效应均为正值；说明当时劳动力兼业流出提高了土地配置效率。2000年代劳动力流动的资本效应为负但绝对值较小，土地效应为负且增大。这是由于劳动力完全离农带走了部分资金，且土地流转不畅、耕地抛荒严重，导致土地利用率下降。孙超平（2013）结合安徽1991—2010年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增加1%的农业贷款、科技、劳力投入，可分别增加粮食产量产出0.14%、0.36%、2.67%。说明在土地流转不畅的状况下，增加劳动而不是资金会显著提高土地边际产出。

2．土地流转不畅扭曲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农业增长是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的结果。孙超平的研究还说明，在耕地细碎化、小规模农业占主导地位，要素缺乏流动性的状况下，资金、技术等高级要素贡献率低，造成TFP扭曲。1982年——2008年中国农业TFP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但是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为负，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区域TFP表现为东部高而中西部低的态势，1978—2011年中部地区TF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

（三）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金融体系效率低下

1.农村金融供给力量不足，信贷资金长期净流出

在体制转轨进程中农村金融供应力量不断削弱，1986年成立的邮政储蓄机构，十年间只存不贷抽走农村资金6000万元 。1996年成立的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提供大宗农产品收购融资，没有体现政策性银行功能。1998—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为了增效降险，对县及以下营业网点撤并裁减，造成三农贷款急剧下滑。1990—2005年，按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的贷款份额计算，金融机构平均每年少发放农业贷款9625亿元。

随着金融体制综合改革的推进，逐步形成多元化金融结构，农村贷款增速得以回升，但是资金仍以存贷差形式流出。以2010年为例，当年农户贷款余额2.4万亿元，贷款结构为：农村信用社占比61.1%、农村合作银行为13.0%，5家国有商业银行为11.2%，农村商业银行为7.2%，城市商业银行为2.2%，邮储银行为2.9%，股份制银行为1% 。2006—2014年，农户贷款占比由4.2%提升到6.8%，但是全国县域存贷比维持在0.45左右，县域储蓄仍呈现净流出状况。

2.金融抑制明显，信贷资金配置缺乏效率

基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姚耀军（2005）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与农民收入增长负相关。相对于城市，农村金融组织和金融工具较弱，金融业务种类较少，金融经济关系残缺不全，对农村和农业的资金配置缺乏效率 。2012年农村金融抑制率约为55.64%，存在较为严重的供给型金融抑。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投资存在一定刺激，但是对消费抑制力较强。

二、影响农村要素配置效率的土地金融制度因子分析

（一）区域农地制度、土地市场发育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

1.产权和制度因素是决定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依据产权保护、可交易性安排等不同，姚洋(2000)划分出6种农地制度类型：（1）多数地区采用“大稳定、小调整”制度应对家庭人口及其他重大事项变化。这种制度下农户地权预期不强，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不高。（2）以山东平度县为代表的划分口粮田和承包田的“两田制”，政府对承包田统一管理，以招租形式进行转包或租赁。当地土地市场化程度较高，但是农户对地权缺乏稳定的预期。（3）以集体机械化耕作为特点的苏南模式，农户不再直接享有地权。（4）以贵州湄潭县为代表的承包田“生不增、死不减”制度，农户地权意识强，该地还率先进行了农地金融试点。（5）温州模式。由于非农发展机会多，土地租赁市场活跃，土地集中程度较高。（6）以广东南海县为代表的土地股份制。农户拥有一定的集体土地股份，但并不具体对应某一地块。农户土地财产意识强，土地交易市场活跃。

2.良好的农地制度具有土地要素配置效应

富有弹性的农地制度能够包容交易主体，催生土地市场，产生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18]，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1）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即土地的自由流转促使土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将土地租给土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农户，最终使得两者边际产出趋于相等，达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2）交易收益效应，由于土地的可交易性能补偿土地投资成本，即使存在未来非农就业机会，也不影响农民当初对土地的投资意愿，从而有利于土地获得持续投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以温州为代表的浙南地区、上海、广东等发达省区，农地的自由流转产生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改善了劳动投入和土地投资的配置效率。

（二）农村金融体系对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

1.金融市场分割，信贷资金配置不当

银行部门通过开展储蓄、放贷、清算、支付等业务，实现动员储蓄、促进交易、分散风险、监督管理者并促进公司治理形成的功能，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及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由于计划体制的影响及金融政策支持不力，中国出现了城市、发达地区金融深化与农村、欠发达地区金融功能退化并存的现象。

行政干预造成县域金融市场分割，资金边际生产率差异没有因为地理邻近而产生拉平效应，资金加速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有限的农村贷款存在垒大户现象，在信贷资源扭曲配置下，金融中介效率的提升在长期内加大农村收入分配差距。

2.金融市场扭曲，驱使财政支农资金低效运行

为促进农业生产、缓解农村贫困，1985年以来财政支农业力度逐年加强。多数财政资金以低息或贴息贷款方式注入农村，由于存在配套资金等多项限制，一些扶持对象因达不到财政资金使用门槛而放弃，促进特定农业活动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部分信贷补贴被转移到商业化项目中，挤出了商业金融，扭曲了农村金融市场，削弱了财政支农政策效应。

3．财政金融支农效应呈现区域差异

1996年以来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的产出效率呈中东西递减分布，三大地区均不断下降，产出弹性系数不高且波动幅度较大。财政金融支持刺激农户投资的效应在东部不显著，而在中部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

   三、发展农地金融提升要素配置效应

（一）农地金融形成和发展可减轻农业要素扭曲程度

边际效应原理显示，企业或农户的边际产出=资金成本（以贷款成本指代）。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农村贷款可得性低、交易成本高，因而单位贷款的边际产出较高。资金的逐利性决定了其通过流向边际产出较低的地区，以获得较大的总产出而获取较高的报酬率。由于中部县域金融市场分割，阻隔了资金依地理临近原则在本地区流动而产生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各类资金持续流向富裕的东部，产生区域不当配置，加重了中部农业要素配置的扭曲。

改善金融市场可减轻要素扭曲程度。一是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消除金融市场分割，可降低资金交易成本，提高资金回报率，吸引更多资金投入。二是以明晰的农地使用权设定抵押权，通过多样化的信贷产品支持土地流转，则会加速土地流转市场发展，对改善要素配置效应起到放大作用。当规模化土地流转获得较多的信贷支持，会显著提高土地资本配比，产生劳动的边际产出提升效应和土地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营主体收入的增加，将进一步追加科技投入，刺激TFP稳步提升。

（二）农村金融深化与土地市场发育相互促进

农村分工与交换发展是决定金融有效需求规模的关键，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促进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分离，刺激了大量的生产性服务需求，提升了农村分工分业水平，创造了多样化的金融有效需求。作为新生产力要素的农业企业家及各类规模经营主体，他们敢于承担高风险、追逐高收益，将刺激各类金融机构进入及多样化金融工具的应用，成为农村金融深化的推动力量。

农地金融是国际广泛采用的金融制度，也是支持农村长期发展的金融工具。近年来人行、农行、邮储银行等机构尝试农地抵押贷款及混合金融产品创新，通过设计和提供供应链金融，促进农业企业将广大中小农户纳入其中，有效地扩大了金融供给规模和覆盖面，缓解了农村金融抑制。随着金融结构的改善，金融规模的扩大，将促进相关评级、担保、保险、信息共享等服务机构发展，带动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信用体系建设，从而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

（三）农地金融发展促进农村资本积累水平提高

从现代产业要素的贡献看，资本深化是带动要素积累、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的关键。我国农业部门人均生产性资本增加挤出劳动力，资本深化效应已结显现出来。在非农化过程中，部分农业劳力转化为制造农业资本品的工人。农业生产者通过增加劳动力物化品的投入，以资本投入替代劳力投入，提高土地资本配比，逆转资本节约型小农经济，消除要素配置扭曲痼疾，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

在财政紧张与资本匮乏的结构性约束下，2012年以来产业资本进入农村，为追求达到或超过工业平均报酬率，他们借力银行融通社会资金，以较高的资本配置提升土地、劳动价值，进行资源集约化生产。由此促进政府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带动其他规模经营主体如家庭农场、合作社追加土地投入，从而改善农村区域资本存量及结构，提高农业平均报酬率。

四、农地金融的整合作用与运行机制

（一）农地金融的整合作用

农村金融规模、结构及运行效率的改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土地流转速度的快慢、流转效率的高低。以土地市场、金融创新相互促进的农地金融制度创生，为土地流转市场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农地金融的运作带动农村储蓄转向投资，为规模经营者解决土地转让费用及部分农技农机的初始投资。通过满足土地需求者的资金需求，刺激土地流转交易，提升农地流转速度和规模。且在大量频繁交易此过程中形成农地价格发现机制，起到节约集约使用土地，促进土地收益在农地不同权利人之间合理分配的作用。

农地金融的发展将有效整合和转化农村资金，促进产品生产向价值生产形态转化。通过土地承包权、宅基地及农房抵押而融通资金，将促进农村小农户的简单再生产——储蓄——建房看病养老的资金小循环，转变为服务于土地流转的贷款投放——生产盈余（部分用于还贷）——多样化金融需求（储蓄、理财、汇兑、保险、票据、清算、期货等）——进一步扩大再生产——更多的生产盈余——更高的金融需求，从而形成农村自我发展机制。黄少安（2011）的研究证明：土地金融可形成一个跨期动态经济增长路径，即当前产出水平提高——土地抵押权提升——增加贷款——提高下期产出水平。且土地承包期越长，土地抵押权价值越高，对农业经济增长推动作用越明显。

（二）农地金融发展的前景

秘鲁经济学家Hernando de Soto（2000）将不能自由转让的土地权利称之为"沉睡资本"，指出这种资本"复活"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按照Hernando的测算，土地资本显化价值平均为40000元/公顷，则中国18亿亩耕地以2014年土地流转率28%计，其显化价值约为1.344万亿元，以70%的抵押贷款率可融通资金0.94万亿。与2014年农户贷款5.36万亿元相比，相当于增加17%的可贷资金。这仅是基础贷款的放大，如采取发行债券及信托方式筹资规模更大。根据人行黑龙江土地抵押权贷款试点经验，农地抵押贷款可解决农户土地投入的30%以上。谌争勇（2012）对湖南益阳农地金融模式绩效进行分析，指出其可促进规模化经营和农民收益增长 。

随着土地承包权、宅基地及农房抵押规模逐步扩大，农村数额巨大的存量资产得以盘活，筹集大量长期低成本资金就成为农地金融业务突破的关键。从国外经验看，发行土地债券是农地金融机构筹集资金的主要渠道。而发行债券必须以较高信用等级的金融组织为依托，因此要求农地金融机构应具有较高的信用，只有建立全国性的农地银行才能顺应农地金融业务发展的趋势。最终形成顶层为全国性农地银行，通过发行土地债券融通期限长、成本低的资金用于农地金融贷款，充当各类基层农地金融业务的最后贷款人与农地金融的管理人。

（三）农地金融发展的运行机制

土地金融的核心是通过建立土地银行来发行土地债券，将不能流动的土地等不动产变成可以流动的资产，从而完成传统的土地经济社会向现代货币经济社会转型。但是当前农地金融仍处在基层业务模式的探讨阶段，在缺乏高层法律支持的先行先试政策框架下，承办农地金融业务需要建立相关配套制度，以确保适宜的运行机制。

1.土地确权颁证登记机制

以明晰的土地经营权设立抵押权，是农地金融运营的前提。2012年武汉采取以农交所为依托的抵押贷款模式，规定了“交易-鉴证-抵押”的业务办理程序，在土地流转交易环节完成土地经营权的确权。贷款金额不超过抵押品认定价值的50%；对于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将抵押物在农交所挂牌再流转。试点单位黑龙江克山县主要办理合作社固定资产、地上农作物预期收益权、土地经营权、库存粮食、村集体机动地等六种抵押贷款。办理流程是：开展土地确权；对合作社和大户进行信用评定，要求大户有账目、农业保险，有公积金留存、农机具折旧；开展价值评估，按照评估认定值70%放贷；农经总站、司法、工商和行政村全程监督。

2.抵押风险分担机制

土地抵押权的设定以土地收益为保障，为规避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对农业收益的冲击，需要构建多种形式的风险防范机制。保险机制可化解有效抵押物不足的问题，降低信贷违约概率，增加农村信贷资金的有效供给。承办农地金融业务的黑龙江城商行哈尔滨银行，采取了土地经营权抵押与信用户联保、担保公司担保连接的风险防范方式。黑龙江肇东五里明镇以组建并扩充抗风险利益联合体方式，形成了“中粮集团公司+玉米及农机合作社+农户+城商行+保险+镇政府+科技+中信信托”的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

3.抵押品处置机制

农地经营权相对其他抵押品，存在流动性较差、处置困难的问题，提高了违约风险。有必要确立抵押物处置、抵押权利实现的制度安排，采取信用评级及增信、设立抵押物处置风险补偿基金等多种方式，分担农地抵押权贷款风险。武汉市通过成立农村资产管理公司，对抵押物进行集中收购，集中处置，并规定由政府支持的第三方机构承担抵押物处置的50%风险损失。鄂州市由市、区财政共同出资1200万元，设立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每年按照上年度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贷款余额的6%予以补充。风险补偿基金可给予金融机构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本息损失80%的补偿。

4.农地评估机制

农地具有养育功能、承载功能、蓄积和增值资产功能，拥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是农村土地价值的一种权利类型，鉴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其评估对象主要是对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的价值的估价。根据当地3年主栽作物平均产量和平均价格计价，或据当地土地年平均租金计价。相关农地金融试点，将农地价值评估作为农地交易市场的前置环节，为银行确定信贷规模及控制风险提供科学依据。

                              (作者单位：省社科院城乡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