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经济形势的把握历经了“三期叠加”（背景）到“新常态”（转型趋势）再到“供给侧结构改革”（战略重点）这样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化认识的过程。诸多媒体进行了解读。 “供给侧结构”一词较为晦涩，市场对此有诸多理解，包括似是而非的说法和脱离本意的误解。比如：“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端、生产端入手，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这样望文生义的浅尝辄止。为什么供给侧后要加结构二字？投资到底是属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发展的源动力在哪一侧？有的甚至陷入了类似蛋鸡孰先，需求理论与供给理论孰优孰劣的远离本意的争论之中。

一旦失去正确的理念，政策和行动就会迷失在无知的短视与利益的纠结之中，很容易在路径依赖的惯性下，驾轻就熟地南辕北辙了。

思之愈明，行之愈笃。明晰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实质所指和结构内含十分重要，非常紧迫。本文企图以“结构决定功能”这一系统工程思维展开剖析，以期构造改革重点转移到供给侧结构后的新的战略框架。

一、供给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

（一）供给侧在哪儿

总供给是社会投入的基本资源所生产的产量（或国民收入），这里的基本资源包括劳动、生产性资本存量和技术效率。描述总产出与以上基本资源之间关系的合适工具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全要素生产方程。

显然，供给侧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兹以社会再生产价值型流程图示之。其中供给侧结构、需求侧结构及再生产过程分别采纳全要素生产率方程、凯恩斯的分类方式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综合绘出。

由图可见：1.供给行为主体是企业，企业组织起各个要素进行生产，所以又是生产侧。2.其中的“效率”，又称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是个无量纲的创造能力的衡量指标。它是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制度供给的活的灵魂，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原动力，故亦可称之谓创新侧。

（二）比较供需两侧

为准确了解供给侧概念，兹将供需双侧进行多方面对比如下

图1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价值流动简图

注：Ⅰ(V+m)>ⅡC中的Ⅰ、Ⅱ分别表示马克思定义的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V—可变资本，m—剩余价值，C—不变资本

表1  供需两侧特点比较表

二、对前期需求理论运用的反思

（一）现状倒逼反思

西方经济学关于国民收入核算的三驾马车的理论和方法已被我国采用多年，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松紧搭配进行反周期调节等做法，都已为老年股民所熟知。但全球金融危机后，在连续多年货币超发、降准降息等刺激下，GDP增幅由2011年的两位数降到2015年的6.9%，PPI连续下滑了49个月，企业投资回报率递减，财政收入增幅下降，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经济风险概率上升。

A股市场自2015年6月爆发股灾以来，在证监会的强势干预救市之下，迄今难以言底；货币超发与近两年多来的连续降准降息，不断逆回购及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的下调，使已畸高的杠杆率仍在上升；债务已是GDP的3倍；过剩的产能有增无减；喊了多年的结构调整与生产方式的转换任务进展缓慢，任重道远；产业政策失灵，多地产业结构雷同。

改革攻坚难以触动根本，相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民众也产生了怀疑、厌恶甚至逆反的抵触情绪，社会缺乏干实业的风气，总之，速度降档、调整阵痛和泡沫破裂的“三期”现象仍然十分严峻。

症结究竟何在？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审视主流认识长期奉行的偏于需求侧的改革在理论上存在什么问题？实施上出了什么问题？

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是有效（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和货币流动性偏好三大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在“蜜蜂寓言”的启发下，对危机作了全新的说明，形成了摆脱危机，走出萧条的逻辑严密的全新思路，创立了需求理论。

然而再好的理论都是面向某一类问题或体制的相对真理。

需求理论过分强调消费、投资、出口的拉动作用，强调精英的理性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强调宏观的总量分析和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由于它适用于危机中的短期救急，因而非常适合各国执政者的口味，何况还能给使用者带来权力和利益，更容易为曾习惯于“大政府，小社会”的人们所钟情。又因为需求侧的数据容易从统计资料中获得，总量指标覆盖面广，大水漫灌，可通约；三驾马车的内涵和外延概念清晰，指标体系明确，算法简洁，从而又为“研究者”们所青睐。但是，凯恩斯理论并不适于指导长期发展，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萨缪尔逊早就指出：“凯恩斯理论是短期理论，而不是长期理论”，也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的：“理论并非现成的可用于政策分析的结论。它不是教条，而是方法，一种智力工具，一种思维技巧，有利于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

凯恩斯理论相对忽视供给侧力量（萨缪尔逊发展了凯恩斯理论，在经济的长期增长，经济周期和内生增长动力等方面有卓越的贡献，本文在研究供给侧时所应用的索洛余量TFP，就是新古典综合派的思想成果），相对忽视微观主体—企业与人—的行为与心理，忽视基层的创造性，忽视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忽视对非经济因素（文化、社会、政治、体制、制度）的分析，忽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它过于相信（或将之作为该理论假设的前提）政府和精英们的智慧和理性。实际上，这个假设前提是不存在的：政府在摸石头过河时不免趔趄，官员亦因任期限制而容易追求“短、平、快”的短期政绩，处理面临的紧迫事务，而供给侧的诸多难题积累后移。

我们将“短期措施”当“长期使用”，就像把吃药当养生，是药有错，还是吃药人有错？

（二）、在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批判或鉴别中建立新理论

什么理论适合指导中国的改革呢？经搜索百科：

新古典理论萨伊定律的关于市场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和政府绝对不干预原则显然不符合当今产能严重过剩的现实和“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定位。

奥地利学派的新供给经济学是针对1970年代后西方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难题的，然而，中国目前尚未出现滞胀。通缩还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但今后不排除有通胀的可能，当前一线城市房价的飙升是局部区域的再泡沫，当需警惕；而猪肉价格的高企，是价格的蛛网效应波动，当自然回落。

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结构主义，实际上是强调国家干预的非均衡主义，明显与我国的市场经济取向和市场起决定作用，促进均衡发展的目标相违背。它十分强调计划化，主张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十分欣赏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相对立。代表人物有库茨涅茨、钱纳里等人。

里根—撒切尔经济是保守主义、货币主义及供给主义混合体的变种，完全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否定公有制、否定计划经济、否定国家干预、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彻底实行完全的私有产权制度，推行以资本主义大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化。我们从被他称为新自由主义亮点的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和现状看，告诫我们不能全盘接受。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及理性预期学派，布坎南的公共选择学派，弗尔斯坦的供给学派都是它的主要流派。

科斯的新制度主义的问题也是出在私有化的逻辑上。

网搜以外，我想必须关注波兰的兰格和匈牙利的科尔奈两位经济学家的“兰格模式”和“短缺经济学”。早在上世纪中叶，他们身处社会主义制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当时便对斯大林的集中专权模式和政企间的“父爱”和“软预算约束”等弊端展开了鞭笞入里的剖析，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过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短缺”现象的产生机理的研究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成了80年代苏东改革的指导性理论。对中国的改革有着醍醐灌顶的影响。兰格的“均衡价格”可能对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企关系有所启示。更重要的是：产生于六十多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鼻祖”理论为什么后继乏人，不但没有形成学派，却归于沉寂？弄清这个问题，对于如何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对西方经济学我们既不能全盘照搬，也不能全盘否定，重要的是要有一双识别的慧眼。其中的诸多精华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但一定要注意使用它的前提条件，以符合我们的国情。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是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胜利前进的光辉灯塔。我们必须接过这个传家宝，与时俱进地将之发扬光大，立足本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放眼全球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三、供给侧结构的价值分析

（一）供给侧内部机构的解剖，见图Ⅱ。

图Ⅱ    供给侧内部结构图

根据经济增长核算公式

产出增长=劳动份额×劳动增长+资本份额×资本增长+技术进步

即Y=αL+βK+A

它告诉我们：增长的源泉可归结为有形的生产要素的增长和无形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只可间接地衡量。即A=Y－（αL+βK）。方程右边的变量都可从统计资料中得到或推算出。所以A可被作为一个余量计算出来。又称作全要素生产率，亦称索洛余量（TFP），它是创新驱动的真正动力。

以上只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存在于经济主体（企业）内部，而企业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或“社会能力（以S表示）”是企业发展的基本原因，笔者归纳为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信息服务、组织区域分工和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四大块。它们属于非制度性的发展引擎。（这里的非制度性意指与姓资姓社无关）。因此生产方程可拓展为

Yt=f（L，K.....A，S）

按此思路构造了图Ⅱ的框架，兹介绍如下：

1.企业生态影响企业效率，企业效率决定要素升级，要素升级包括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及其质的提升即所谓的各种红利。

2.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解，要素是投入方，各要素投入的成本形式：土地，资源，劳动和资本分别对应收入核算法中的地租、原料购进价、工资和利息，它们皆以“元”为单位得以计总。

3.对效益的回报就是利润。效率就是TFP，在西方经济学中是指企业家才能。这个无量纲因素（软实力）作用的发挥机理就是创新，对它的回报形式就是利润。我们追求高的投入—产出效率，追求好的经营效益，这一切的根本动力都来自创新。这是本文所要论证的核心思想。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灵魂，也是“新常态”理论中所有机制转型和目标调整的核心：“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4.创新好比计算机软件升级，内涵十分丰富。它包括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制度供给几个相关的递进层次。

先进的技术一方面融入在新产品中，成为营销市场上的最强的噱头，最有竞争力的手段，自不必多说；另一方面又融入在各要素内，以红利的形式升级了各要素的质量。

新型的管理是对企业内外的各种人、财、物的各种要素及其组织结构进行优化重组的过程，包括新模式、新业态、新战略策略、新的分工和联盟、合并等；达到人尽其才，财尽其用，钱尽其能之目的。中小企业短期内创新产品较难，但创新管理是可能也是必须的。

制度创新就是体制改革。它涉及到企业自身的体改和政企间关系的体改，如企业内的权责制度、薪酬制度、奖惩制度、政企间的国有民营二元体制、三清单（权利、责任、负面）制度。对国企和大型银行财政兜底的父爱软约束制度，还有知识产权制度、专利制度等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在中国要想办成一件事或想获得优惠政策和应有待遇，浪费在搞人情关系上的精力太多，不能集中精力搞工作。生产关系（体制）反作用于生产力（科技、管理），不突破现存体制的藩篱和掣肘，调整、升级和转型都是不可能的。

说到底，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整体上的集成式改革。它比需求侧集中在宏观调控的技术性调节要复杂、繁锁和艰难得多，三十多年的改革主要是从较易处入手，剩下来的硬骨头都集中在供给侧了，当然还包括与供给侧紧密相连的要素市场改革。既然重点和难度都在供给侧了，那未来战略层次上的定位就是“供给攻坚”。

5.潜在生产率的现状分析。Y是要素增长率与TFP增长之和，兹分别分析如下：

要素方面：劳动力：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在迅速老化以及农村劳力转移速率的变缓，已临近或已到达刘易斯拐点，劳力数量的红利已经枯竭。‚资金方面：我国储蓄率一直处于世界的高位，故不能指望再以储蓄来增加资本积累的速度，何况我们一直在努力扩大居民消费。ƒ土地方面：对农地流转改革问题争论激烈。20多年来进展缓慢，农村建设用地入市难题有待继续破解，如“小产权房”的法律地位问题。矿产是不可再生资源，受储藏量限制和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约束以及当前去过剩产能的形势，拼资源的状况应成为过去。经济发展的唯一潜力和希望在于提高TFP。

据邹必勇、赵丽芬计算，我国1978-2010的32年间的TFP为1.49%，2003年开始下滑，2006-2010间加速下滑。符东东等计算1985-2014年间TFP为负值（-1.87%）。基本原因就是长期依赖拼要素，这就是粗放型增长模式的真实写照。

（二） 小结

1.相对于需求侧，社会再生产的根本动力在供给侧；相对于要素，供给侧的精髓在效率；相对于技术和管理，效率高低取决于以激励为核心的制度供给。这一切都必须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引领。创新引领是供给侧改革的战略灵魂。

2.我们理解的增长是效率不变下产出量的增加，我们理解的发展是高效率所带动的产出的质的升级。创新所追求的不是增长，而是发展。我们已经做大，GDP全球第二，成了“世界工厂”；但离强大，还相距很远，这也不必论证了，前述TFP值的表现已很清楚了。

3.供给侧改革的落地生根，开花结实，必须有一大批充满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来具体的发动、组织和实施。企业家精神超越了企业管理的范畴。他（她）们视野开阔，思想活跃，不信教条，不惧风险，热爱科技，敢闯敢试，及其渴望成功，上下求索不止。他们矢志创新，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大部分人尚不认同。这样的精神的成长发育，需要的就是一个自由、宽松、容错的社会环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改革大业的成功，乃至中国梦的实现，最要紧的就是三点：科技、人才、宽容。

4.当前供给侧结构的现状是既有过剩，又有不足。不足表现在创新和公共服务平台。产能过剩已经使中国经济处于多重困境之中：在微观上，大宗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市场需求萎缩，产销率低，库存增，成本升，亏损多；企业开工不足，资源闲置浪费，职工下岗分流。宏观上物价总水平下降，通缩压力显现，企业投资预期及居民消费预期悲观，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金融风险增大。

改革总是被困境倒逼出来的。可能正是这个缘故，迫使我们反思，逼出来“供给侧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5.打个最通俗的比喻，供给侧改革就好比说我们原来致力于让国内外更多的人买蛋糕，现在我们致力于把蛋糕做精致，这样就不愁没人买了。朴素而又古老的常识，完全可以用到当今复杂的市场中。

四、宏观调控的再改革

（一）需求侧结构

（二）总量投资过度刺激的后果和原因简析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对抗危机。我国在较长时间段内实行的是偏松的货币政策。屡屡放松银根，M2增速都是两位数，即使在已明确“三期叠加”，提出消化泡沫的要求后，仍迫于经济下滑压力，投资总额仍然保持高位，结果事与愿违，产生了如下的机制：

起点过度投资?产能过剩?PPI下降?企业利润下滑、债务高企?企业惜借，银行惜贷?投资减少?产能进一步过剩?下一轮PPI下跌......

我们处于“阵痛”中，遗憾的是它没有换来结构的调整，却带来了过剩的产能。问题显然出于上述机制的第一环节。一步走岔，步步被动。究其原因：产能过剩现象较普通，集中表现在国有重化工行业的大中型国企。重化工产品价格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处于下行态势。为什么还要继续投资？这样的明显错配绝不是以价格信号引导下的市场机制所为。金融机构融资的扭曲是受政府意图干预或自身“理性”行为的结果，说到底还是体制问题，所以宏观调控改革的方向应是由大水漫灌式的总量调控转向基于市场机制决定的结构性调控。

历次宏观调控导致资源配置违背市场规律，开闸放水最可能的流向是政府项目、大企业、大资本和国有项目，但这些项目对就业的增加作用不显著。同时又伴随着高杠杆的乘数效应，积累着通胀风险，因而难以持续，这又导致政策风向的频繁转换，市场波动加剧，经济周期不断缩短，刺激效应每况愈下，这样的货币政策已难以为继了。

（三）须臾不可离位的需求侧调控

 为保证实现十三五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番这个全国进入小康社会的大目标，为大幅提高我国居民当前极低的消费水平（2015年为38.2%，世界平均水平65%左右），为保障合理的就业率，守住十三五期间GDP增幅6.5%的底线，需要需求侧调控有相应的力度。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短期内不可避免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其间的劳力失业与再就业，旧业态的淘汰与新业态的重塑等等，均要需求侧管理予以托底。供给侧诸变量优化过程需较长时间的积累，远水不解近渴。需求侧还有广阔的操作空间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供需两侧管理是互补而非对立。二者在实践中应协同实施。在供给侧结构为重点的改革中结构性的需求侧管理起着助力配合和稳健托底两大功能。

上述结论在理论上也获得支持。诸多的经济学派在这一点上存在共识：“虽然要素的生产能力是长期中决定GDP的基础，但在短期，GDP也依赖相关变量的支持。更高的消费者信心、较大的预算赤字和较快的货币增长，都可能增加产出和就业。”（见高鸿业偏《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第62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四）发挥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效应

结构调整就是要同时做加减法，让那些不符需求、经营不善的企业清算破产退出市场以减少它们对宝贵资源的浪费性占用，所以它要求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作为基调，而且要有相当的定力，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停止向僵尸企业再输血。然而，又如前述鉴于经济下行压力，银根收紧又不可能突破“底线”。权衡利弊，只能选择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以确保“托底”。

绝不能搞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应成为定调。否则，结构调整又将功亏一篑而遥遥无期。改进和提高宏观管理能力被提到议事日程。下面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比较分析。

表2   两大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和效用比较

由上表可见，货币政策的总量特征较突出，而结构性特征不理想，与供给侧匹配的精准度——即本文所指的供给效应偏弱。而财政政策却能在长期内有效地发挥供给效应，若将之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收益分配政策，微观政策和各项改革更协调的配合，就能产生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效果。改善供给结构，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具供给效应的财政投资，如设备更新，基础设施与厂房改造以及教育、医、卫投资等。不仅短期内可拉动需求，长远看亦能形成高效率的资本积累，这将优化总供给，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注入稳健的动力。

综上，以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以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联合托底，助力供给侧结构改革应作为十三五期间宏观调控理念的明智抉择。既不搞大规模、低效率的强刺激，也防止供给侧结构改革所引发的经济顺周期的收缩，确保为供给侧改革托底。

这里特别要注意防止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所可能带来的“挤出效应”的弊端，即政府支出的增加引起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的降低。由于政府投资，无论是预算内资金，还是赤字或国债投资的效率一般都不如民营企业，因而在整体上反而降低了效率。如果货币政策长期地中性偏热，又会导致更难治理的“滞胀”。

扩张的（或曰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有立竿见影的奇效。但不能随心所欲，毫无节制，也不能把政府投资投向竞争性行业去代替民间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