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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钢铁工业发展新机遇

时间:2023-08-07 阅读:177 作者:黄国雄

钢铁——一个很响亮的物品名词。钢铁是工业的粮食,曾誉为元帅,威风凛凛,如今严重过剩,严重污染,严重亏损,这“三严”的帽子像“紧箍咒”,使得许多钢铁城市的“因钢兴市”,变成了“因钢忧虑”,马钢集团公司也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怎么看?怎么办?严肃地摆在“十三五”面前。本文认为这是安徽钢铁工业发展的新机遇,现提出一点粗浅见解和对策建议。

一、        全国钢铁去产能的形势

 

“去产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今年首要任务,其中去钢铁产能是重中之重。2015年,全世界粗钢产量达16亿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其中有6亿吨产品属于过剩产能。日本是世界第二大钢铁生产大国,去产能花了十五年,对目前的困境,认为还需要5年时间才能摆脱。

中国是世界上钢铁生产第一大国,有上千家钢铁厂。钢铁产能过剩,党中央、国务院很早就指出了。2005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将钢铁产能过剩作为调控的重点,江苏的“铁本事件”,就充分证明党中央的决心,当时真震动一阵子。随后,2006年国务院下文《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机构调整的通知》,2007年起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讲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2009年9月,国务院的十个部委联合下文,提出对钢铁、煤化工、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产能过剩行业,原则上不再批准扩大产能的项目。2012年提出在19个制造行业中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2013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指导意见》。2015年11—12月,李克强总理多次要求加大清退“僵尸企业”力度。2016年2月5日,国务院又发出文件《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近三年淘汰落后炼钢炼铁产能九千多万吨,但仍然在上马新项目,新增产能甚至超过压缩产能,抵消了压缩产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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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4页)可以预见,在“十三五”乃至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合肥都市圈通过上述六个方面开拓区域合作思路,可以显著提高区域合作效果,全面推进都市圈向一体化、同城化、国际化的战略升级,逐步形成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空间结构,同城化程度较高的城镇体系,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核心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成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兴都市圈,也会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带动全省的发展。

﹙作者为安徽省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如今钢铁产业的现状怎样?2015年,全国钢铁产能在12亿吨以上(还有一些在建项目),生产粗钢8.0383亿吨(约为全球钢产量的50%),市场实际需求约6.8亿吨,钢材出口国外市场1.1亿吨。但钢材结构不优,绝大部分是一般产品,高精尖产品不足,以高端模具钢、核工钢、海工钢等为代表的高端钢材,多年来都严重依赖进口,去年就进口了三千多万吨。

钢铁工业为国家和民生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但是,用两点论来分析,全国为此在资源消耗、生态环境破坏(污染空气、水、土壤)方面付出的牺牲过大,这样的钢铁生产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

据报载,钢铁产业全行业亏损,其中特别是国有钢企亏损严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兼秘书长刘振江近日指出:“去年会员企业主营业务亏损超过1000亿元,……不少企业靠少提折旧摆平,若折旧率保持不变,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就已经进入销售利润率为零的时代”(今年4月7日在江苏常州市举办的钢铁行业财务工作座谈会上发言)。而去年钢铁销售利润率已降至-2.23%。中钢协副秘书长、中国冶金规划院院长李新创曾对记者说,国有钢企实际上自己养活不了自己。目前,全国钢铁行业银行负债1.3万亿元,还有两万亿元非银行负债,而这部分最容易造成债务风险,尤其是民间借贷,手续不规范,债务信息不透明(常以保密为借口),三角债、多角债充斥其中,希望相关企业和政府都应引起高度关注。

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文要压缩钢铁产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去产能,在削减9000万吨的基础上,再去产能1~1.5亿吨。业界人士透露近期真正主动去产能、今后不再复产的是杭州钢铁厂和成都无缝钢管厂,各300万吨。从媒体报道得知,许多地方官员和钢铁企业管理层对此认识和态度存在问题,例如:

①不想去产能。要去就去人家的,我的不去,我还想再扛下去,看谁扛不住先死,你死了我就去抢占你的市场份额。②是财务造假。他们害怕银行断贷,就使用一些“秘密”的办法做成盈利的假账。③是以卖资产来填补亏损,名曰“剥离资产”,或者将过去结余的资金填补亏损,使账面光鲜,也可防止别人扣上“ST”的帽子。④是要求政府多给资金补贴和优惠政策,来减亏或不亏。

解决国有企业严重亏损、严重产能过剩的根本路径就是深化国企改革,为此国家一再强调要深化国企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兼并重组。但多年进展不尽人意,为什么进展缓慢呢?原因是相关负责人的思想问题:

深化国企改革是啃硬骨头,怕改不好要负责任,怕扣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深化国企改革很复杂很麻烦,怕得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负责人有问题,更害怕改革;深化国企改革会使一部分职工下岗,本企业难于安置;深化国企改革就要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但转向哪里?能否转升成功?都不知道,没人打保票。

何谓“僵尸企业”?这是经济学家彼得·科伊提出的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指资不抵债生机无望,能得到政府和银行支持而不破产倒闭的企业。这就是僵而不死的企业。原因是当地政府和银行不想让它死。他们认为:“僵企”虽僵还可提供税收,增加国家和本地政府财政收入;

“僵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有成千上万的职工,如果破产,清退关闭,这么多人下岗怎么办?怕影响社会稳定;“僵企”严重亏损,资不抵债,那是企业和债权人的事,与当地政府无关;

“僵企”消耗大量优质资源,那是国家政策的事,与地方政府无关;“僵企”占用了大量贷款,那是银行的事,与政府无关;“僵企”死了,贷款就没了,银行提前想到了这点,就要求企业实行互联互保贷款,防止破产后悬空银行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企业破产会连带几家企业产生资金风险,所以银行也不想“僵企”死去;“僵企”死了就要由法院来清算资产、财务账目等事项,如果相关方责任人有贪腐问题,他当然不想“僵企”死去。

钢铁行业出现如此严重问题,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部门,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部门)平衡协调发展学说,不利于贯彻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确定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大战略部署。说明钢铁行业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战略出了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二、        安徽钢铁企业状况

 

安徽钢铁产业是从马鞍山起步的。新中国成立后,从日本侵略者在长江边建的100立方米小高炉开始生产生铁,取名马鞍山铁厂,然后逐步扩大采矿、选矿、烧结、炼铁的规模。当时国家计划安排生产出的生铁运到上海去炼钢轧材,实际上是作为上海钢厂的生铁原料厂。1958年大跃进兴起,为生产“1070万吨奋斗”之口号响彻云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到马鞍山视察,指出“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毛泽东语)。随后,由于赫鲁晓夫反华,国家重点工程项目车轮轮箍厂建设厂址,由河北宣化改为安徽马鞍山。车轮轮箍厂建成投产,是马钢发展的里程碑。马钢成为“江南一枝花”,享誉全国。马钢也就进一步从中型发展到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员工5万多人,进入全国十大钢铁基地行列,带动着安徽钢铁行业的发展,合肥、芜湖等地的钢铁产业基本上是在马钢的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中多数是在改革开放后,九十年代或新世纪初期兴建的。

钢铁产业是我省具有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基础产业,是全省重点培育发展的八大支柱产业之一,也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十大钢铁联合基地之一。有些产品在国际叫响,具有一定的地位。例如:马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生产的“中国名牌”火车车轮、H型钢,板材、高线进入国际市场多年,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以及高铁走上“一带一路”、走上全球,马钢的高速车轮、高速轮轴立了大功。芜湖新兴铸管厂的球墨管产量全国第一,天下石油管材厂的石油井管已占市场份额的10%以上。我省钢铁行业有两块明显的短板,即企业集中度差、经济效益欠佳。全省有钢铁企业111家,分散在全省的东南西北中和大中小城市,钢铁产能3300多万吨。除了马钢几个企业外,大多数钢企是民营企业,装备水平都不高。产品绝大部分是普通钢材、大路货,谈不上有什么附加值。经信委曾按企业功能界定分类,把企业分成商业类和公益类两大类。我省钢铁企业基本上都属于商业类、竞争性行业,产品自然也是市场竞争性产品。应该完全走上市场,在市场竞争的大海中求生存,由市场去淘汰落后,实现钢铁资源的优化配置。

由于全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钢材价格在成本线徘徊,整个行业亏损,我估计安徽省钢铁行业也是如此。马钢产能两千多万吨,约占全省3300多万吨的2/3,其他110家钢企基本上属于小型企业,日子也不好过。据悉,马钢过去也有过亏损的年头,但去年的亏损比较严重,约为48亿元。省政府领导视察马钢公司后,曾语重心长地提出:马钢到了最困难的时候,马钢积累的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希望政府各个部门和各方面的力量都来关心帮助马钢走出困境。

 

三、        安徽钢铁业发展对策建议

 

在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严重污染、严重亏损,安徽钢企遭遇寒冬,国家三令五申要去产能、出清僵尸企业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情是沉重的。然而换个视角看,古人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毛泽东语)。与此同时,国家也出台了许多激励补贴政策,包括职工下岗后的社会兜底政策,这就使我们应该把这项工作任务视作一项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发展的历史新机遇,实现凤凰涅槃。于是我想到了如下几点建议:

1、去产能要与国企改革结合推进。去产能不要按企业分配任务,最好先抓企业改革,兼并重组,组建新的大企业,提高企业集中度,然后由这个重组的大企业统一研究、部署自己怎样去产能。

2、对落后产能、僵尸企业要制定出标准。过去定落后产能的标准是从规模考虑,下面的对策就把小高炉、小转炉的容积扩大,逃避淘汰。这次应从资源能源消耗、生态环保、经济社会效益去制定新的淘汰标准。

3、对僵尸企业应停止输血。由于国有企业有特殊的管理体制,职工有特殊的身份,就容易滋长优越感,产生贪腐、懒惰、保守思想,变成“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理应退出市场,企业有生有死是正常的,是市场竞争规律的一种现象。对这种该死的企业银行要断绝贷款,政府要停止财政补贴。僵尸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就会继续占用优质资源、资金,腐蚀社会,阻碍调结构、转方式,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养僵尸企业不如养员工、培训员工再创业、创新。要创新企业破产、退出市场的机制。

4、钢铁企业应坚持“三不”不给钱不卖,避免三角债多角债;低于成本价不卖,避免亏损;没合同(订单)不生产,避免压库(生产过剩)。

5、向马钢(集团)公司靠拢,提高企业集中度。理由是:全省唯有马钢实力最大最强;全省钢铁企业111家,实在是数量太多,分散在东西南北中,基本上是小企业,技术装备较差,科技力量不足,不利于向高端发展。要鼓励民营钢企自愿并入马钢,其他地方国营钢企可以考虑无偿转让给省政府国资委,由国资委交给马钢统一经营管理;马钢区位最优,水路、陆路、铁路、航空都畅通,有十多公里长江岸线的码头,江海联运便捷,特别是便于进口海外的大量铁矿石。有利于促进马钢深化改革,大量的民营企业以股份制并入马钢集团,促使马钢成为真正的混合所有制国有大企业,去除国企的弊端。

6、马钢要率先或率领安徽钢企实施“走出去”战略

国内钢铁产能严重过剩,全行业亏损,钢铁生产与需求峰值已过,今后总体需求呈下降走势,幻想重回钢铁高速发展、高额利润的年代已不可能,寒冬的日子还得几年。

钢企成本内陆地区比沿海地区越来越高。我国铁矿石储量不丰富,且贫矿多又分散(含铁量约为30%),开采成本高,严重依赖进口矿(含铁量约为60%以上)。铁矿石从巴西、澳大利亚的淡水河谷、力拓必拓等矿山海运至我东海岸港口,是几十万吨载重的大船,再将大船的矿石转装到小船(万吨以下小船),从长江口运到马鞍山港,这一段的装卸运费就是安徽钢厂比沿海钢厂增加的成本费用。增加多少成本费?我们可以粗略估算一下:假设安徽钢铁去产能800万吨,由3300万吨减至2500万吨规模,若按国内矿与进口矿3:7计算,按生产一吨钢铁约需进口矿1.5吨计,即为1750×1.5=2625,即需要进口矿2625万吨左右。大数估计每年增加运输成本费四十亿元左右。

减少本地区的污染。钢铁厂是主要的污染源之一。过去都认为在长江边建厂很好,结果有3万多个排污口通往长江,长江已不堪重负,水质下降,生物群种大批死亡。专家认为治理长江还需要投入4000亿元,时间四、五十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建设作出指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我们建议,乘此机遇将像马钢这样的城市里的钢铁厂搬迁出去(主要是冶炼部分)。这在国际上早有先例,发达国家总是将污染产业、过剩产能、夕阳产业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德国的鲁尔区是世界级的钢铁城市,污染严重,产能过剩,上世纪七十年后期起调整产业结构、搬迁钢铁厂,经过十几年转型升级为世界设计创新中心和旅游城市。美国的匹兹堡市在二战结束时(1945年)就是全球最大钢铁基地,由于污染严重,产品竞争不过日本、韩国的钢厂,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转移钢铁产业,城市转型升级为高科技、医药、教育、能源为主要产业的绿色环保城市。

我国的首钢、青钢也实行产业转移,合肥、南京的钢企也决定迁走。预测,今后会有许多城市里的钢铁厂迁走或改产转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语),使人民生活得健康舒适,同时也有利于去产能,减少国内资源能源消耗,减少企业成本费用。将城市里的冶炼部分转移何处?沿海可能是晚了,“一带一路”、东盟、非洲(共约十六亿人口)或中亚都是可以考虑的方案。那些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大建基础设施,发展工业,建设住宅等等,对钢铁需求的空间很大,又有丰富的钢铁原材料和能源资源,有广阔的生态环境条件,他们承接我们的钢铁产业转移是可能的。这种国际产能转移的方式最好是股份制,我们以技术、设备、管理做投资入股,对方以土地、厂房入股,实现合作共赢,也使该国人民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总之,安徽钢铁业要抓住这轮国家政策机遇,去产能、转移产能(主要是城市中的冶炼部分),兼并重组、推进混合所有制,组建国际化跨国钢铁公司。机遇是稍纵即逝的,现在的冶炼设备还有用,错过机遇就可能成废钢铁。近日,据新华社电,英国一家钢铁厂多年亏损,宣布出卖一年多,今年4月11日成交,只卖得1英磅。这条消息能否引起我们一点思考?

 

(作者系省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理事、马鞍山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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