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之年的安徽省发展战略研究会荣获“全国社科联创建新型智库先进单位”，作为一名老会员，通过整理、怀念30年决策咨询工作实践，对我国智库建设作了一些思考与探究。纵观问题是：机制不全，建设不强，人才不济，领军人物缺乏，产品质量不高，影响有限，与智力资源大国极不匹配，与发展转型期的复杂多变形势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期望极不适应，存在独断决策多，咨询决策少；事后咨询多，事前咨询少；一般智库多，高端智库少；官办智库多，民办智库少；成绩宣扬多，问题导向少；考虑需要多，考虑可能少；演译推算多，评估预测少；诠释决策多，论证决策少；证实多，证伪少；短期咨询多，长期储备少等偏颇。

如何改善和加强智库建设，矫正“十多十少”？笔者以为，明确和践行以下六点是关键。

一、源头：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切实执行不走形式

智库是为决策服务的。只有当决策需要咨询且形成一个固定的制度安排时，才会培育生成智库的供给机制，因此建立健全的决策咨询制度，并切实执行，是智库建设的源头。此一需求若不存在，或不规范、不兴旺，智库实难生成、发展、壮大，决策本身也难免失误，轻则造成损失，重则导致灾难，这在中国，教训深刻。“文革”浩劫就是个人独谋、专断、孤行的结果，一开口即“最高指示”，且“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还要传达贯彻不过夜，一竿子到底，稍有异议，当即治罪，哪还有咨询的份？身在其中的智囊亦如坐针毡，如履薄冰，如伴虎也！至于国家和地方历年来不少项目建设，“拍脑袋决策，拍胸部上马，拍屁股走人”的现象，则屡见不鲜，造成的投资浪费和效率损失十分惊人。1958-2001年全国投资项目失误率接近50%（国家统计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2009-2013五年“无效投资占到中国经济总投资的一半”（国家发改委研究机构报告）。而“规划规划，不如领导一句话”的结果，必然是频繁改规划，一任一个样，以致“规划规划，纸上划划，墙上挂挂，风一吹，掉在地上”，“烂尾楼”、“短命桥”、“草标地”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随处可见，使得辛辛苦苦为规划出谋划策效力的工作人员、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荡然无存。

“六五”期间，全国先后有40万人投入“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成果累累，源于长期以来农业上瞎指挥、一刀切的危害和“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自然资源，发展农业生产，建立科学管理，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务院（1979）36号文）的紧迫需求，被列为108项重点科研公关项目的第一项，由副总理挂帅。“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则是省政府委托研究的课题，副省长挂帅，调动各部门数百名业务骨干、科研人员参加研究，成为全省最大的聚脑、用脑工程，成果完成后刚好为省“七五”规划采用，起了“高参”作用。“安徽省发展战略研究会”应时、应运而生，30年里应省、市、县、乡（镇）政府部门及企业等客户的决策需求，提供咨询服务不间断，其中撤销地级巢湖市及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方案，是研究会受托研究的成果，经省政府采用报国务院批准施行，系突出的一例。如今，冠以全国智库建设先进单位，乃实至名归。

当今，“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看，决策居首位，系核心，其是否科学，对执政、行政的利害、得失、成败起决定作用。而制度、体系的建立不是作个决定下个文件就能达到，现实中的历史羁绊、利益冲突、行为习惯使得下有对策、随意决策、胡乱作为仍占据相当空间。好在方向已经指明，路径已经选定，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陆续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1983年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万里讲话）将迎来又一个春天，智库建设将在春风沐浴中健康、茁壮成长！不过，对于当下“智库热”中“库”多“智”少，热衷搞包装、争项目，智库成“钱库”的变异现象，应予警戒，严格标准，把握要点，防微杜渐，避免泛化和异化。

二、根基：客观反映实情，一切从实际出发

决策先要知情。立足现实，深入实际，认真观察调查研究，广泛搜集占有相关信息，分析掌握真情况、真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红头文件出发），是智库生存、成长的根基。全国农业区划把查清资源家底放在首位，创立了科学规划和指导农业生产建设的决策程序：资源调查——区划（含战略研究）——规划——计划——实施。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首先立足省情省力的基本估价和认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唱高调，但不能唱低调，要根据安徽实际情况唱新调”（课题主持人、首任会长欧远方），从而制定出“一个富有远见的与未来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其中不少观点、建议，在3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具实际指导意义。

由此可见，客观实际和真实信息是决策的依据和前提，是智库的看家本领，然而现实中的假太多，已成中国一大公害。将充斥民生方方面面的林林总总假货、骗术除外，单就影响决策的数据就不少：GDP各省（市、区）总和超全国是常事；1300万黑户口（相当马来西亚人口）折射人权问题的同时，也令人口数失真；基尼系数、思格尔系数、城镇化率、空房率、中产阶层数则有多个版本，难以取舍；就业率将列上第一指标，与世界接轨，合民意，顺民心，但数据还是沿用几十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它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系中国特有数据。离退休干部自认的“两头真”现象，说明他们在职期间难吐真言、难报实情。领导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便于“实”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然而，所遇掩人耳目之法、之事多，下面包装、设计、造假，迎接上面检查、考察，已成常态，经久不绝，花样翻新。安徽一粮站突击并仓堆成小山样稻谷，让国务院领导查看，手法同“大跃进”时期并棵稻田如出一辙。乡镇企业水分重，乡镇亦承认，无奈于省委领导说“不换思想就换人”。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上面好大喜功，爱吹不爱批，惯用高指标下压，并以此衡量政绩、提拔干部，结果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积习沉疴，难以治愈！十八大以来，尽管多次强调政府信息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但人们对政府公信力、公开性透明度和法治政府建设，整体评价均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2016.5.16《行政改革蓝皮书》）。

剖析一下我国现行GDP构成，对去伪存真、透视国情会有好处。它是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存货增加、净出口和固定资本形成五项总额的加总，由政府、企业、外国和居民四家分享。外国拿走的份额并未增加我们的财富，这部分GDP实际是空的；企业卖不出去的产品（存货）和有害产品都计入GDP，所以GDP与产品质量无关，与居民能否享用无关，增长了也不代表居民生活水平一定能提高，如果有害成份多，则越多越遭殃。GDP里剔除政府、企业和外国拿走的份额，剩下的才属于居民。而政府通过税收拿走的份额，却是实打实的，GDP越大政府拿的越多，且增加幅度多年高于GDP增速，国家财力相当充裕，而居民收入增速长年偏低，劳动收入比例持续下降，足见大多数居民特别是靠劳动收入的居民还是低收入，全国居民消费水平远低于世界水平（2015年为世界平均水平65%左右），这就是国家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居民却无“老二”感觉之所在。显然，“国富民穷”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国内最大的失衡、失调、失公！致使世界最大市场的现实购买力十分有限，成为内需长期低迷的根由。中国这一最大、最重要的实际，理当成为中国宏观决策的重要基本面和最大参照系，时时处处不可忘忽！

决策的基础，是对未来发展的准确预测和对现状的切实把握两个方面。每年虚高的GDP却给下一年计划和下一个五年规划带来压力，只好顺着杆子往上爬，层层加码，年年累积，包袱越背越重，完成勉为其难。政府2000年宣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笔者通过三大区域、城乡和分省（市、区）论证，“实际是宽裕、不宽裕、温饱、贫困并存，而且温饱、贫困面还比较大，总体实况是‘温饱有余、小康不够’”（拙作《我们离小康社会有多远》，2002．12）。

我国现行GDP核算标准，系采纳联合国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而目前多数国家GDP核算依据联合国2008年版的SNA，故国间没有可比性。建议尽快改革，采用联合国2012年《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统计“绿色GDP”，以真实反映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生活水平，又符合“绿色”发展理念。同时将水分从GDP中剔除，把“去水分”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结合起来，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

三、导向：坚持问题意识，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关键在“鉴”，有鉴识，能鉴别，从中总结汲取经验教训，引为鉴戒。一是一，二是二，对是对，错是错，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事，不为尊者讳，方可称为“实事求是”。然这四个字，说着易，做着难；对人易，对己难；对下易，对上难；涉古易，涉今难。中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天翻地覆，举世瞩目，正面宣传频频，津津乐道，对所生问题开始禁忌谈，后称不可免，以致祸起萧墙。1988年全国政协大会上，千家驹委员就大声疾呼反腐：“社会风气不正，且每况愈下，是当前人民群众议论最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问题之一。一些党员和国家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营私舞弊，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甚至进行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这显然是一小部分人，但其影响之恶劣可以动摇国本。”“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必须自整顿党风、整顿官风做起。官风不正，民风自然不正。我们法制不完备、不健全是党风不正、官风不正的原因之一，但即令有完备的法制，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法也同于无法”（《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忠良建言，字字珠玑，句句到位，若虚心纳谏，形成决策，而非拒谏饰非，姑息养奸，养虎为患，当时的“一小部分”腐败就不会蔓延扩展为今天的“全面腐败”，给十八届党中央压下艰难、沉重、复杂的反腐担子。

一波接一波的国企、医疗、教育改革，历经30多年仍问题丛生，备受诟病，

根子在于起始的定向、定位错误。国企实行赎买政策，“管理层收购”，国企资产成为少数人合法的“唐僧肉”，生成一批一举暴富的“大款”，却非真正的企业家，而是有行政级别的老板，亦官亦商，致使国企的市场主体地位难以廓清。“教育产业化”使学校成为生产标准产品的工厂，极端的功利主义完全扼杀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背离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功能。公立医院市场化改革，始于药价上浮政策，导致医药挂钩，很快形成靠开药物和检查项目创收、增收的机制，过度医疗、过度检查一发不可收，给紧缺的医疗资源造成浪费，又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和身体损伤，与“仁者医术”相悖。钟南山曾明确指出医改病根：分级诊疗、三级医疗、药价改革等，都是医改的下游问题，而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定位，则是医改的上游问题，“只有解决了上游问题，下游问题才能解决”。同理，企改、教改也只有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实践总结，摒弃“文件-文件”路径，从定向定位上寻找病根，对症下药，才能避免按下葫芦冒起瓢，才能走出改革旋窝，摆脱原地转圈的困境。

比照“三改”寻找问题症结，缺少仁、智、勇，农村承包制改革成功经验的总结，则未达深、细、透。一般都归结为一个“包”字，而“户营”是实质。成因与经验主要是改革目标明确、主体正位、客体薄弱、形式合理和上下配合默契五点。其实质是农村生产关系改革，将种田权还给土地主人，生成二亿多个（原400多万个）农业经营主体，使长期捆住手脚的亿万农民追求生产性获利的积极性（与社会上的“寻租”现象迥异），一下子迸发出来产生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福泽国、民。其路径是农民自发先行，地方同意试行，最后中央允许，全国通行。农改这一“试验——示范——推广”成功之道，可谓所有改革的路线图，特别是最后指导全国的顶层设计，须经前两段实践，在鉴别总结出成功经验，制定出实施方案，达到设计标准后进行。前二段可谓摸石头过河（“示范”是多点试验，对第一段的再试验），进入顶层设计，就不能再行“摸”了。倘若急于求成，不按序进行，闭门造车，一步到位，必然出错、生事，甚至添乱。这是农改的成功经验，也是“三改”失误的教训，值得鉴戒。“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四、脊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人是有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这就要求智库研究人员除了专业知识厚、知识面广、鉴别能力强、研判能力高、眼光远、视野宽、责任心强、敢于担当外，更重要的是具备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不受任何框框限制，破除一切思想禁锢，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是智库建设的脊梁和风骨，是提高智库产品质量、扩大智库影响力的基本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只是了解决策者面临和关注的问题，还能想决策者之未想或无暇顾及或尚未重视之问题，出决策者未想到或未拿定之策，提出独到的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可操性的高见、创见、新见方案（一般分上、中、下三策），供决策者抉择，真正起到“参谋”的作用，成为党、政有用的“外脑”。

独特的观点，新颖的见解，离不开批判性的思考和对自己判断力的自信，笔者把此称为“智库思维”执着，它与“官员（秘书）思维”截然不同。比如对待翻番目标，智库第一反映是“行不行？怎么达到？条件如何？会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秘书班子则首先倒推计算出年递增率，作为年计划目标安排。一个反问，一个顺行，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均属决策服务，只不过角度、路径、方法有异。对出台的决策，进行诠释、演译、图解、宣传，为组织纪律所规定，属决策执行体系不可或缺的工作，相当重要，但非智库所为。智库属决策咨询体系，倘若照此而行，就跟秘书班、宣传部没区别了，这也是开篇所列“十多十少”之主因，起不到“谋”的作用，那还要智库干嘛？所以智库定好自己位，避免错位，很关键。

事实上，任何层级的领导人、决策者都不是万能，亦非无所不知，更非样样精通；加上所处地位，与实际、与群众总有一段距离，且随着层级上升而拉大，很难听到不同和相佐意见；同时受保护多，受约束、限制也多，并非自由人，且事务繁忙，日理万机，难得宁静思考时间。“众人是圣人”，一人之智终归有限，需借用“外脑”（本人以外之脑，非外国人脑），而智库建设恰好弥补这些不足，成为决策者可选用的“外脑”、“众脑”。决策者只要做到集思广益，凝心聚力，用好人，有主见，善研判，就是个高明、坚强、有力的好领导。正如人们对卡耐基一生的评价和推崇：“他最擅长的能力是把那些强过自己的人组织到他管理的机构中。”目远心芳的欧远方生前曾说“一个高素质或者素质较高的领导，有两点是必须具备的，缺一不可，即实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欢迎舆论监督，欢迎自下而上的批评。”

智库脊梁的挺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决策者科学态度和民主作风的支撑，有赖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研究无禁区”的践行。以有关决策（包括党中央、国务院的）及决策者（包括国家领导人）的意见为研究对象，进行鉴别，是智库的权利和职责，也是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样做，丝毫无损领导权威，反而增强公信力和凝聚力。当人们提及香山游园时，赵丹和周恩来就《达吉和他的父亲》小说与电影孰好孰次，两人公开争辩，各抒己见，说个不停，情景感人。总理的民主作风、宰相肚量和平等态度，使人亲切、尊敬又敢言。30年前，“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系列专题论证会”400人参加，150名专家、教授和部门代表，对大小76个问题逐一答辩，历时8天，形成“百家争鸣”氛围，收到“集思广益”之效。这种场面，已成千古，迄今不再，令人难忘！这正是课题主持人欧远方的科学态度、民主作风和实干精神的体现，他也成了用“外脑”、聚“众脑”的高明组织者与参谋长。省发展战略研究会30年活动不断，程必定会长的埋头苦干与亲和力、沟通力、必定力起了关键作用。会刊《战略研究》版面清净，风格淡雅，敬畏文字，尊重作者，反映不同声音、不同建议，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提供了稀有的展示平台，难能可贵！

在浮躁、繁忙、急促的当今社会，排除一切干扰（包括政治干扰），保持清新宁静的环境，是智库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试想，如果不排除政治干扰，航天部的专家们在“文革”时也像全国人民一样“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能造出“两弹一星”吗？耳根清净，心驰神往。有了一个没有外来干扰的宽松宁静环境，研究人员才能自觉，自愿，自主，独辟蹊径，独具匠心，独具慧眼，从事研究工作。智库建设也不例外，“非淡泊不足以明志，非宁静不足以致远”。

五、准则：维护公共利益，履行社会责任

“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可谓智库的天职，即生下来就是这样干事的。它把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跟党、政宗旨相一致，只不过现实中单打一、片面性、绝对化现象屡见不鲜。以一订五年的规划为例，头几个均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后来增加了社会发展，再后来又加了生态保护，但做起来还是重前轻后。改革开放初，面对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非常英明及时，成效显著，然而在解决温饱、告别短缺经济并不断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仍不断扩大投资，追求高速增长，使得严重滞后的社会建设弊病丛生，矛盾百出，资源环境破坏严重，几乎是无水（大江大河）不污、无城（大城市）不霾、无土不毒（约70%土地），在经济总量跃上世界第二后，仍有7000万（比法国人口还多）贫困人口，看病难、看病贵和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仍困扰着民生。

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态严重失衡、失调的根子，在经济发展压倒一切、挤压

其他，GDP被奉为圭臬，成为各级党、政追求的目标，互相竞争，不断攀比，创造了巨大而持续的投资需求。在软预算约束下，资金要素在政府掌握的大量资源中最方便使用，拉动GDP见效又快，结果是产能过剩，透支了经济潜能和居民收入，寅吃卯粮，吹出了经济泡沫，给后来的压缩产能、企业破产、经济下行制造了困境，当前的“新常态”则是对过去非正常速度的反正归位。可见，供给侧问题源于一拨又一拨的投资需求，且这种需求是党、政官员的GDP政绩观，一种欲望追求，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说明“看得见的手”太长、太多、太强，扭曲了正常的供需关系，就像房地产市场一样，“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居住供应的商品市场，更多的是金融资产的属性越来越强了”（住建部政研中心副主任秦虹），也使中国城镇化人为“打造”的印记很深、很重。GDP中很大一部分成了虚拟的精神追求目标，说明改革现行GDP核算体系，采用“绿色GDP”十分必要和迫切。

两厢反差较大的是，民生迫切需要的教育、医疗资源长期短缺，供应紧张，一缺再缺；产能多次过剩，却不断扩张，一剩再剩，是否与前者投资时效长、见效慢、拉动GDP作用小，与一届政绩关系不大有关？孰不知长期忽视轻视教育、医卫建设发展的后果，不单是“两难两贵”问题，更重要的是损伤了人类灵魂工程师和白衣天使的尊严，迫使他们从学生、病人头上去挣钱，这是影响几代人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事，比GDP重千斤，高万仞！

依据分配决定于生产，消费品的分配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之原理，政府主导以资本投资为主动力的高速增长模式，财富分配必然向资本倾斜。2009年上半年发放的约7.4万亿贷款中，有1万亿——2万亿违规流进了房地产和股市（国务院研发中心等智囊机构研究人员统计），富人更富了。可见，长期形成的重投资轻消费、重招商轻创业、重资源投入轻技术进步的体制机制，以及由此带来的增长上的投资偏好、生产上的资本主导、分配上的利润倾斜，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偏低的根本原因。我们在自赏经济总量十年来从世界第六跃居到第二的同时，切勿忘了我们用十几年拉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没有拉出的贫富差距，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共享”理念十分迫切，百姓盼望针对性的过硬措施，落实，践行。

从当今生产力几个要素的活力看，资本强大、灵活、受宠，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都比较薄弱，或受贬、受压、受苦，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产业结构落后。而产业结构高低最终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所以供给侧结构改革要着眼于培育、提高、增强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活力，不能单一指望激发潜在活力。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初始效益之所以巨大，是长期受束缚、受压抑的亿万农民积极性一下子迸发出来，并同多年农业基本建设的物质力以及潜在自然力相结合的结果，这也是中央（1982）1号文件“一发就灵”的原因，以后的1号文件就不再有此“特效”了。所以，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增加智力投资，增加教育和科研投资，改革一切阻碍创新、创业的制度机制，将转变发展方式建立在提高劳动者（包括科技人员、管理人员、领导层）素质的基础上，方为根本。因为从事各种劳动的人，才是最宝贵的生产力。人才产生的创造力，是科技创新的源泉，是实力的保证。

六、路径：充分挖掘智库资源潜力，鼓励支持民间智库建设

全国现有智库435家，占全球智库6.4%，排名第二，但在全球100强榜单中，仅4家，质量尚需大提升，数量缺口亦很大。然而现实中作为智库的智力资源却很富余，奈因长期部门分割，单位所有，分散使用，或业余，或闲置，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造成巨大浪费。这从人才荟萃的政协组织，可窥一斑。政协委员，作为人民政协的主体，多为有识之士和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各领域各行业的专门人才及有多年从政、从企、从事经验的领导，其作用发挥主要体现在一年一次“两会”的议政发言和提案，且多为单兵独战，缺乏组织合力，作用有限，影响较小，形成“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的循环往复。千家驹当年发言如形成智囊成果上达，产生规模效应，结果肯定不同。现实的问题是，在职委员常年尚以本职工作为主，委员的权利、义务实属兼业，多用业余时间履行；退休委员则多以“休”为主，致使大量鲜活的智力资源闲置至少10年。决策咨询的供给潜力很大，值得挖掘。

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看，政协起着党委、政府的参谋作用，与智库功能相合。为了更好发挥这一作用，建议作些改革、调整：（1）经常性工作，将决策咨询置于首位，列入委员大会、协商座谈和反映社情民意的主要内容，并与视察、考察、调查研究结合起来；（2）逐步压缩至最后废止增知长识的视察，取消观赏式的考察；（3）围绕党政中心任务的课题研究，由专业委员会组织承担；专业委员会下，拟设若干专业小组，由委员自愿领头，自由组合，并将身体好、能干又愿干的退休委员吸收入组；课题自选、自设计，报专业委员会备案后施行，费用自理，成果经政协采用即付适当补助，经党、政吸纳的给予奖励；（4）着手整理、筛选历年发言、提案，对有启迪和参考价值的，筹划再研究，使这一沉睡智力资源复活；（5）规定各级政协主席、副主席候选人的起码条件是，任本级政协委员二整年以上的称职委员；各民主党派主席、副主席和主委、副主委的起码条件是，加入党派三整年以上的合格成员。这有利于激发政协的生机与活力，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进而成为党、政决策不可或缺的大智库。

中国现有智库总体质量较低，影响有限，与官方、半官方为主形成咨询需求内部化有关，受体制约束，依附性强，独立性差，任务观念重，命令文章多，创新意见少，相佐和冲突建议难以通关上达；或是“谁出钱为谁说话”，以致遭社会质疑的“砖”家不少。而处于体制外的民间智库，不受体制直接约束，经济独立，“不端人碗，不受人管”，免受“屁股指挥脑袋”的困扰，摆脱依附，纵横捭阖，法无禁者均可行，得以独立自由探索问题，实事求是从事研究，结论、见解即使超乎决策者想象、出乎意料之外，也无“心怀叵测”之嫌，又无“功高盖主” 之虑；加上来自民间，根植群众，紧接地气，具有维护公共利益、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又不增加财政负担，还能发挥资政启民作用，这些独特优势建设好、发挥好，前途无量。弱势，主要是人才不济，上达不畅，信息不全，资料不足，经费难筹等。鼓励有政府背景的退休学者、官员、企业家牵头组建民间智库，可以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不失为智库建设的一条好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1993年由退休学者联合几位专家创办，系“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在2015年全球6848家智库中排名103，在分类亚洲大国（中、印、日、韩）60强中位第30名，就是最好的证明。

真正的民间智库，即名副其实的社会智库，从全国看还真是凤毛麟角，此由高度集中、无所不管的体制所决定，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化程度低的软肋；亦与思想不解放，对民不放心有关，似乎含着一种惧民防民的心态，好像不是“自己人”，位子排在最后，又特别对之强调宪法、法律、法规和规范引导，似乎其他官办、半官办智库不需要或都做到了。突出问题导向，提供决策咨询，是各类智库的研究思路和目标，民间智库对问题可能发现早一些，提的尖锐一些，咨询建言也直一些，狠一些，此乃爱之深、痛之切、责之严啊！何妨？忠言逆耳利于行，禁言如禁光，防民如防川，咋防？再说智库提供的是思想产品，属软科学——“支持民主和科学决策的整个科学知识体系”（宋健《中国软科学》），仅供决策者参考、选用，不合需、不中意，可不买，毫无风险。智库亦无怨无悔，因它毕竟是不带“长”的参谋，凭品质说话，靠真诚生存。即使将来决策咨询市场起来了，自由的思想市场形成了，也永远是买方市场，行情对需求方的决策者始终有利，无需多虑。“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只有把违宪违法的腐败打下去，把破坏规矩的“四风”遏制住，让民间蕴藏的智慧火花无障碍地迸发出来，其所转化的巨大能量足以化解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中的重大难题，保障中国这艘巨轮按部就班稳稳当当抵达理想彼岸。

（作者单位：安徽省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