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究竟怎么改，是理论命题，也是实践难题。虽然“权威人士”解读了很多，但理论上仍有很多没有说清楚的地方，实践中更有很多问题弄不明白。理论上说不清楚，实践中就缺乏指导，更难以付诸行动。

阅读文献并深入思考中国背景下的经济问题，总结起来，认为主要有“三大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和两个逻辑”需要进一步澄清，简称为“三大问题两个逻辑”。

一、供给侧结构性的三大问题

中国面临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深度困扰，己成为当前的困难，也成为制约未来发展的羁绊。解决好了，中国就可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解决不好，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究竟有哪些？

第一大问题——产品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大家熟知的是制造业产品过剩。表面上看，钢材、水泥、煤炭、铝材、玻璃，以及低端制造能力等严重过剩，实际上中国制造能力之强大，几乎各行各业都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产品制造能力过剩，是数十年来，追求GDP的结果。政府的GDP竞赛，诱使投资商疯狂扩大产能，不可能不过剩。中国大陆有31个省市自治区，800多个市辖区，近400个县级市，1400多个县，100多个自治县。个个都有园区，甚至不止一个园区，很多乡镇也有自己的园区，大家都在招商，都在建工厂。

几十年下来，你想一想就知道会形成多大的制造能力，不产生过剩，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是国家发改委出台哪一个产业发展指导意见，这个产业一定会出现过剩。因为所有的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都会投向这一产业，所有的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都会投入这一产业，那还能不过剩？

有人惊呼：由于地方GDP主义的驱动，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产能过剩的经济周期。全球近90%的个人电脑、近80%的空调、近70%的节能灯，近60%的水泥、50%的猪肉都来自中国制造。走遍世界各国，到超市里去翻翻，从“马桶刷子”到“苹果电脑”，近70%的消费品都是“MADE IN CHINA”。

一方面制造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尤其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中国与美国GDP差距，就表现在第三产业上差6到7万亿美金。一方面，低端产能过剩，产品供给无处消化，另一方面，高端产品，无论是先进的核心技术产品，还是传统的高质量消费品，均表现为短缺。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需要时间来消化。

第二大问题——要素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劳动力要素市场供给侧问题，主要表现在：

①人口红利消失。企业用工成本急剧上升，人口老年化快速呈现。据报道，到2020年北京户籍人口中老年人口达到380万，几乎要依赖外地年轻人填充来养活北京人。

②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出现了三元结构。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已经破题，我认为基本上没有破题。有2.7亿农民工，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游离于城乡之间，漂浮于城乡文化之外。既没有啥过硬技术，又不想在田间种地。有人说：70后不想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农村空心化、半城镇化和大城市过度化并存。

③东中西部人口偏差。大量的人口涌向东部，涌向大城市，致使东中西部经济差异更大，主要劳动力和人才基本上进入东部和大城市，中西部人才短缺，劳动力也短缺。

④体制内外两重天。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本来是过渡性解决办法，但是体制改革改了三十多年了，这个办法变成了制度，好像不是过渡性，而是制度性的。体制内外两重天，引发诸多社会不公平。

土地要素市场供给侧问题，主要表现在：

①土地制度多元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缺乏终极主体，承包权年限难定，经营权转移缺乏制度保障。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住宅地产七十年，商业地产四十年，工业用地五十年。那么，后面怎么办？不确定性大，影响人们的预期。

②产权派生复杂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三权确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正在推进，每一级派生产权，都应该有价值，没有价值，就不能够体现产权，所以导致土地交易复杂，无法真正保障产权实施。 城市土地也派生出四种制度，政府划拨用地、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同样的土地，按照用途派生产权，且年限不一致，混乱了土地市场，土地变性引发很多矛盾、不公正和腐败。

③各类开发区或园区乱象纵生。占地不用，土地变性，厂房空置，鬼城鬼楼遍布大中小城市的各类园区，最肥沃的长三角洲、珠三角洲成为了工业园区，过去的粮仓，现在的工厂。一味地GDP竞赛，一味的园区建设，侵吞了多少宝贵的土地。有专家测算，全国城市规划面积可以容纳34亿人口。

④农业现代化纠结。农业现代化，必须实现土地规模化，而土地规模化又与家庭联产承包制相冲突，碎片化的土地能够推进现代化吗？这其中引发了诸多矛盾和问题。

资本要素市场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

①直接融资市场管制障碍，存贷利息差成为银行业生存的手段，虽然贷款利率有所松动，存款利率也可微调，但是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太慢，致使企业融资成本过高，享受的服务差，银行业成为盈利水平最好的行业，这样的金融体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当然，直接融资市场还有很多其他体制性问题。

②直接融资市场惨不忍睹。主板也好、创业板也罢、中小板也一样，要想上去融资，企业不塌一层皮那是上不去的，一层皮塌了，也快死翘翘了，融资成本过高，进门门槛更高，等的头发都白了，也上不了。新三板稍微容易一点，可那只是挂牌，不是上市，没有活跃度。

③影子银行混乱不堪。近四五年来，有多少企业倒在影子银行的影子里，随处可见，数不胜数，没有监管，没有秩序。好的企业在其中到了，很多企图诈骗的人在其中发了财，或者挥霍无度，糟蹋了市场，糟蹋了人们的价值观。

④互联网金融冲击。互联网金融只是一种技术手段的变更，不能够改变金融的本质，然而，由于制度缺乏，监管不到位，乱象频出。

企业家要素市场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

①企业家精神普遍缺乏。中国有很多企业，但没有多少企业家，大多数企业领导者可以说都是商人。哪里有钱，就往那里钻；那里有利可图就往哪里投，自己所在的行业永远觉得是不好的行业。近十多年来，绝大多数企业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投资房地产，或者玩过影子银行之类的事。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还是凤毛麟角。

②企业家仍然没有地位。企业家见到政府官员，低三下四，弯腰弓背，为什么呢？不是企业家愿意，而是想从政府那里拿到资源，不得不这样；或者得罪不起政府官员，甚至一个小小科长想找你麻烦，你的企业就得死。资源和权力两者都在政府手中，官员自然就很可怕，企业家就没有了地位。

③创新创业环境不好。体制不好，科研机构行政化，研发创新受阻碍；创业艰难，最难的是与政府打交道，不管有多少政策，很难在基层落实到位，区域之间有差异，越是落后的地方，创新创业环境越差；发达地方稍好一些，但也是艰难的。

第三大问题——制度供给侧问题

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体，一定是有一套完善的市场运行规则。本来西方世界所创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了数百年，有一整套不断完善的市场运行规则。而中国从1992年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和实践难题。虽然，搞市场经济也的确释放了巨大能量，使中国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前所未有的发展（既缺乏理论总结，又缺乏制度总结），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已经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也不代表市场规则就是完善的。从现实来看，大多数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在运行，但也有很多非市场化的东西在运行，众多相互矛盾的做法或者难以理解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不是就是一个好的市场制度呢？谁也不敢肯定。年年喊改革、处处搞改革，究竟要改到什么时候，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目前看来，尚无现成的答案。习近平主席说：到2020年基本形成完善的制度。

制度供给的随机性、动态性，导致没有规则，没有制度。谁想要什么制度，就以改革为名，随意调整制度。谁的权力大，谁就能凌驾法律之上；谁的胆子大，谁就可以破坏制度。整个社会没有规矩，没有稳定的制度规则，实质上就是让投机者构建一个为了自身利益、有利于自己获益的“制度”盾牌。诺大的一个国家，天天喊着改革，个个都在改革试点。那规矩和法律还要不要？

中国人浮躁、焦虑和纠结，都是因为制度不稳定所导致。谁也说不清楚，明天会出台什么规定，明天会出台什么政策。一夜睡醒，突然间，房地产政策变了，房子每平方上涨几千元，还买不到。你让老百姓如何安心，哪来的幸福感，甚至价值观都被砸烂了。我有一个年轻老师朋友，本来就准备买房子，可是为了申报一个基金，天天忙着撰写申请书，老婆催了多少次，也没有抽出时间去购房。待基金申报书提交了，房子已经涨了几十万，而申报到的基金也就几万元。该年轻朋友说：真是砸烂我的价值观啊！

制度不稳定性，导致人人焦虑。富人焦虑，已经赚到手的钱，不知如何是好；穷人也焦虑，担心来年是不是还能够挣到生活费，究竟到哪里能够挣到钱。当官的焦虑，老百姓也焦虑；政府焦虑，老百姓也焦虑。得压抑症的人，越来越多。

制度不稳定性，导致大家都浮躁。每个企业、每个人都想赚快钱，谁还想到做研发，谁还想到“工匠精神”（都是“工期精神”），谁还想到做品牌。大家都想赚快钱，捞到手为算，什么道德啊，法律啊，都抛之脑后。能蒙则蒙，能骗则骗，只要能够搞到钱或权，啥都不顾了。这样的浮躁，随处可见，十分可怕。

制度的不稳定性，还会导致纠结。年轻人纠结，到底创业好，还是找份工作好呢？年老人也纠结，到底继续努力工作好哩，还是混混了事好哩？始终在“马云”和“星云”之间纠结。有钱人纠结，到底继续在国内投资好哩，还是移民好哩？没钱人也就纠结，纠结怎么能够改变现状呢？老老实实做事，发不了财，违背道德、法律的事情，又做不到。老百姓纠结，有钱一点的，不知道投哪？没钱的不知道那里挣到？当官的也纠结，不干事，正是年轻力壮，还真想干点事；干点事吧，这样规定，那样不许，真是没法干。更何况，事情干了，制度变了，自己很可能就干错了，难啊！企业也难，说是下放权力，说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可是很多东西还要政府批准，过去找政府办事，好歹还有人办；现在找政府，放在那里，没人积极办，也不说能办，也不说不能办，就是没人去帮你办，现在与政府打交道更难了！社会上流传一句话“领导没有事，都在家练字。”领导的书法水平，将会大幅度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否提高了呢？那就不是自己的事了，等着，你懂得!

转型期制度不稳定性是正常的，但是不能永远在转型，不能够一直在改革。制度的不完善性属于正常的，但是要在法律的框架下优化，不能够随便地改来改去。不能今天出台一个文件，明天出台一个政策；今天有这个讲话精神，明天有哪个讲话精神。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制度就变了三十多年，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企业都有一种制度不稳定感，说不定哪天制度改了，一切都白忙乎。所以，制度不稳定，导致人们预期不确定性，进而导致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急功近利，没有长久的打算。

以上三大问题，根子还是制度不稳定性问题，或者说制度供给侧出了问题。所以，加快制度建设，深化改革，是头等大事，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 “解铃还须系铃人”。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

所谓内在逻辑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联系。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产品市场供给的结构性过剩，要素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扭曲，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运行制度或规则的结构性随意变动和冲突。其内在逻辑是：问题出在产品市场供给侧，深层原因在于要素市场供给侧，根本问题还在于市场规则制度供给侧。能不能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成了关键之关键，根本之根本。

其一，产品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产品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到厂商主体。也就是说，厂商是产品市场供给侧主体。厂商为什么制造过剩，要找出其真正的原因。

过剩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大原因是政府劝诱，也就是政府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全力以赴地兴办园区，招商引资，扩大生产能力，致使制造能力过剩；第二原因是厂商行为盲目，厂商普遍缺乏对市场的判断，经不起政府的劝诱，免费土地、减免税收或者先征后返等政策的诱惑，到处投资建厂。这两者又是密切相连的，没有前者的劝诱，就没有后者盲目。

结构性过剩的原因也有两个：其一是房地产业扭曲了结构，房地产业的过快过度发展，传递到上游所有产业疯狂发展，钢材、铝材、水泥、玻璃等70-80多个行业疯狂发展，致使房地产稍微发展慢一点，大量的过剩就露出水面，大多数表现为上游资源性国有厂商为“僵尸企业”。当然，这里也有“铁公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二是传统制造业缺乏技术、低端制造、贴牌加工、粗制滥造、假冒伪劣等生产疯狂发展。因为中国快速发展，人口众多，需求层次差异较大，低端产品也有广泛市场。现在需求升级了，低端需求逐渐收拢，但是，制造能力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很多中小型民营厂商成为“僵尸企业”。

从这样的认识寻找改革的切入点，改革的着力点很显然就可以找到了。其一是改革国有企业；其二是改革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其三是改革房地产业制度（要禁止住宅地产成为投资品，只允许作为住宅品；中国人口太多，自有住房文化难以改变；一旦允许其成为投资品，就必然是富人投资拉动房地产价格高企，穷人就买不起住房，农民或农民子弟就进不了城市，不仅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而且严重阻碍城镇化进程）；其四是改革市场管理制度，大力压缩低端产品产能，尤其是要净化市场环境，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要像反腐力度一样，来治理社会腐败；其五是提高产品制造标准。特别是要改变资源配置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多放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和市场秩序的维护上。这些是资源配置出了问题，更是制度层面出了问题。

其二，要素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素市场供给侧涉及到居民主体，居民是要素的供给主体。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都应该是居民供给的，然而在中国土地要素不是居民的，没法用现有的理论来解读土地要素的供给。那么要素市场供给为啥会扭曲呢？

从劳动市场来看，第一是计划生育制度，现在已经放开二胎，但是相关的制度保障尚未建立。人口老年化相关制度没有建立，尤其是农村养老问题十分突出，城市还有年轻人，农村几乎看不到多少年轻人，老了没人问，病了没人看，死了都找不到人送到火葬场或者抬上山掩埋，农村老人才是真正需要扶贫的对象。第二是户籍管理制度，这个问题不解决，城镇化就会受阻，只能是半城镇化和农村空心化并存的矛盾局面。城市的经济适用房是针对户籍在城市的，而不是针对进城农民工和新进大学生的，农民工和新进大学生是最需要经济适用房的，却无法享有经济适用房政策。第三是东中西部人口偏移，人才、青壮年劳动力全部东移，向大城市移动，最终，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和城乡差距。这个如何设计制度来引导，是一个大难题。第四是体制内外制度，“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过渡性制度，如何改革为统一的用工制度，是需要着力解决的。

从资本市场来看，第一是利率市场化需要尽快实施，银行业外部操作，体外循环，“一直绕着规则走，资金始终有缺口，外面还要留一手”，潜藏巨大风险。第二是直接融资市场制度规范化，无论是拿来主义，还是自我创新，都急需要有切实的改革措施，要有顶层设计。第三是整治影子银行，不能够任其泛滥，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制造金融泡沫，去杠杆很大程度上是在这里发力。不要以鼓励金融创新，变成了放任其胡作非为。第四是互联网+金融，仍然需要按照金融规律来运作，强化对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性规范和监管，不是政策鼓励，就可以不监不管，以防技术手段创新混乱了金融秩序。

从土地要素来看，第一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当前，正在做土地确权，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是最好的设计吗？这样分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承包权是三十年，还是五十年，还是一百年，还是更长的时间，有什么来做保障，谁说了算，都是一个大问题。第二是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同样存在时间问题。四十年、五十年、七十年，那么再往后怎么办。不知道这样的年限确定是否有理论依据，总要给老百姓一个说法或理由吧。温州已经出现了这一短期制度所引发的矛盾，难道不需要给老百姓一个更长的制度保障吗？第三是派生产权问题。产权派生的越多，越不利于执行和市场交易，越容易引发人们短期行为，老百姓缺乏稳定感。第四是农村土地转为城市土地的随意性和农民利益损失严重性，直接导致国家耕地的减少，农民失地。第五是农业现代化与土地碎片化的矛盾，在土地碎片化背景下，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这需要在制度上做怎样的突破，顶层设计考虑了没有。

从企业家才能要素来看，第一是如何建立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制度，这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企业家精神就是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中国现有的很多制度弘扬的是做官意识、强权意识、奸商精神和对失信的容忍和放纵，这样的制度供给，很难产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第二是如何保障政府官员或公务人员在法治框架下作为，而不是一个小科长，就能够整死一家优秀的企业，胡作非为。第三是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打击假冒伪劣，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让真正的创业者、创新者保有充足的动力。第四是建立稳定的市场运行规则或制度，让企业家对未来有良好的预期，让企业有长期的经营战略，让企业用工匠精神去做事情，而不是急功近利，唯利是图。

以上要素市场的问题，都与制度有关，没有完善的要素市场制度，要素配置就难以合理化，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制度亟待建立，亟待法治化。

其三，制度市场供给侧改革

近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改革，改了三十多年，还要深化改革，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还没有完成改革任务呢？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了三十多年，还没有到“河西”，这就有问题了，是旧体制太顽固，还是改革方式方法本身有问题，还是没有找到目标，都值得深入思考。在中国制度供给不足，成为举目之交点。所以，“权威人士”的意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改革。”我完全赞同，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不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就难以化解。

中国制度供给怪圈：领导暗示>领导批示>政策文件>规定>法律。这样运行下去，岂不是导致制度随意性，下属都在看领导暗示做事，理解对了就能够获得利益；理解错了，即便有法律依据，即便有政策文件，即便有领导批示，那也是枉然。这就是所谓的潜规则，不懂潜规则，就没办法成事。真正的制度是法律，没有法律依据，或者有法不依，那这样的法律就可以随意践踏。制度供给不足或者不按照制度行事，几乎成了中国人行事的习惯，啥事都找人，找到有权力的人，大权力的压倒小权力的，谁找的官越大，谁就越有理，谁就能成事，只要有权利的人说说话或打个电话，即使是违背法律的事情，也能够蒙混过关，甚至照做不误。这真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现象，诺大的国家，竟然不按照法律运行。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话说：这叫做“中梗阻”。如何通过制度方式，来解决“中梗阻”呢？

中国制度供给怪像：文件与文件、政策与政策、规定与规定、法律与法律及其之间的交叉，相互矛盾，相互抵触。按照甲文件规定是正确的事情，按照乙文件规定就是错误的事情，执行者可以随意选择性执行，就看他拿哪一份文件来处理，留有了设租寻租（执行腐败）空间。没有统一的顶层设计，政出多门。法律也是这样，相互打架，相互矛盾，也是常见的事情。地方规定那就更是这样了，各个部门都可以出台所谓的规定，只要有利于本部门利益，想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只要没有上级来查，只要民怨不大，捞足了利益再说。制度的自洽性，需要顶层设计来解决。

中国制度供给怪味：很多文件、政策、规定，甚至法律条文，留有足够的空间，由执行人或执法人随意裁定，这就给裁定人充分的寻租空间，即可以不惩罚，也可以重惩罚；既可以少惩罚，也可以多惩罚；既可以这样执行，也可以那样执行。这不是有意让执法者或执行者随意践踏吗？很多政策还留有鼓励地方“创新”的语言，那么，这样一来，谁都可以不执行，美其名曰：创新、试点或试验。

所以，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是绝对重要的、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如何做好顶层设计，这也是一大难题。中国这么大，区域差距大，地理自然因素差异也大。“一刀切”与“因地制宜”的关系要处理好，否则，顶层设计就会成为“一刀切”。但不管怎么说，都要回归到法律层面，无论是国家立法，还是地方上来立法，都可以。只有依法治国，才是真正的现代国家治理手段。

综上所述，表面上看，是产品市场供给侧出现了结构性问题，是由于要素市场被扭曲，没有形成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政府干预过多，政府手中控制的资源过多，市场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从根子上来说，还是制度供给出了问题，尚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以，认为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和关键。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外在逻辑

所谓外在逻辑就是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何以驱动发展？答案是：创新驱动。何以驱动创新？答案是：改革驱动。何以驱动改革？答案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改善和改革者的历史责任感。改革者是谁？答案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谁是改革者的支持者？答案是：中国人民。为什么人民要支持，因为改革能够给人民带来巨大红利。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要肩负起改革的重任？答案是：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历史使命感和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那究竟要“革谁的命”？那当然是要“革”体制不完善条件下既得利益者的“命”，要“革”阻碍改革者改革的人的“命”。那谁是既得利益者？中国从计划经济走来，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调整了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一方面看，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实惠，从一个食不果腹的贫穷国家，走上了温饱，走上了小康；另一方面看，几十年的改革并没有完成改革的总体任务，彻底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和新的既得利益者，使得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通过改革解决传统体制留下的后遗症，又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三十多年来新产生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所以，问题复杂，任务艰巨。所以，才提出中国正在进入“改革攻坚期”。

 （一）经济发展需要创新驱动

何以驱动发展的问题，不仅理论上已成定论，在实践中也已成定论。中国政府选择的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是中央既定的发展战略。那么，如何理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们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梳理，搞清楚理论的脉络和实质，从而，更好地依靠经济科学理论及其政策建议，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其实创新，也是从供给侧着手，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众所周知，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是创新理论的鼻祖，理论的核心是创新驱动，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在此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了近百年的理论深化，基本上已经较为透彻地理清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思路。熊彼特是伟大的经济学家，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这样评价熊彼特，他说：“凯恩斯聪明，熊彼特智慧，聪明可以红极一时，而智慧将与日月同辉。”这样高的评价，可想而知，其理论的价值和意义非同一般。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在承认不完全竞争的事实和强调收益递增的探索中，经济持续增长问题被重新审视，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重新界定，外力推动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只有不依靠外力的内生的技术进步才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基于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理论诞生。20世纪90年代，熊彼特的坚守者顺应经济的发展，继承和丰富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将创新彻底内生化，提出“创新经济”。一是基于演化经济学观点，以尼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为代表的演化新熊彼特主义理论；二是采用新古典均衡分析方法，通过垂直质量改进内生化技术变迁，以阿吉翁（Aghion）和豪威特（Howitt）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深入分析了劳动、资本、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充分解释了外生增长理论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原因：资本的增加并不是量的简单增加，而是质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在技术进步中得以体现。研发需要创新，但创新绝不是研发，而是企业家将研发成果商业化，这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基于创新职能的企业家的回归，能够有效推动创新，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各类创新需要改革驱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味着依靠创新作为动力源，来驱动中国经济发展。改变过去主要依赖要素投入来发展国民经济。如果说改革开放后头三十年，中国主要依靠要素的比较优势，驱动经济发展，那么，现在中国已经很难以依赖要素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必须要转换经济发展的动力，走内生增长（endogenous growth）道路。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就能够实现经济内生增长，也就实现了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发展，那么，何以驱动创新呢？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责，是一种企业家内生的精神力量。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革可以刺激创新。林肯总统的一句话：“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的火焰上。”足以说明，好的制度设计，一定能够刺激创新。就企业家内在创新精神而言，也是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企业家本来就有创新的心理倾向，其二是外在刺激使其产生创新行为。那么，外在刺激，靠什么，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一个好的制度设计。比如专利制度，就是一个好制度。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Douglass C.North）说：“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定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所以，制度的变革对于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故此，改革或者制度变革就成为驱动创新的重要动力因素。改革为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应该理解为：从供给侧入手，为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来调整制度设计，从而激活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实现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好制度的供给比好产品的供给更为基本，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好的制度，才能够保障生产出好的商品。

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是制度，提供（或供给）一个好制度，是带有决定性的问题。不可能在既有的体制下，产生新的创新活力。

 （三）体制改革需要利益驱动

从纯粹的经济学思维来看改革，其动力在于利益，其阻力也在于利益，这是人类的天性。我所设想的改革指导思想，应该是“帕累托改进”，而不是“零和博弈”。至少是先按照“帕累托改进”起步，再按照“劫富济贫”的转移支付模式调整。

如果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谈改革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应该遵循的原则，应该是五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创新发展，是否有利于协调发展，是否有利于绿色发展，是否有利于开放发展，是否有利于共享发展。如果违背了这五个有利于，那就是错误的改革理念。

所谓零和博弈，就是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这个难度极大，更何况三十多年累积起来的既得利益者成为大多数，不是少数群体或个人。改革开放的最大成绩就是使绝大多人都获得了利益增加。问题是有的人增加的太多，有的人增加的太少了，是一个社会不公平的问题，而不是谁有谁无的问题。过去若干年，都是想用发展的思路来化解不公平矛盾，把蛋糕做大一点，让所有的人相比自己过去都增加了数量。但是，时间一长，大家眼睁睁地看到，别人比自己获得“蛋糕”要大得多，增长的要快。如果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大家都认了。可是让人看到的不是这样，问题是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权钱交易、侵吞公有、违背道德、丧失良心、违背法律等诸如此类的人都发财了，这样问题就大了，价值观被扭曲了，社会也被扭曲了。这些问题是要解决的，短期内估计无法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三十多年了，没有控制好这一问题的蔓延，结果导致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就麻烦了。查所有的商人，几乎都有原罪；查所有的官员，有多少没有问题；查所有的拿大头的既得利益者，几乎都有不太干净的地方。俗话说：哪个人屁股后面没有屎。都扒出来看看，成本太高、太高，时间太长、太长，而“窗口期”却很短很短。这就很麻烦，若采取零和博弈原则改革，很可能就走不下去了，阻力太大，不仅可能会使改革陷入泥潭，还可能会使经济陷入瘫痪。所以，是否可以先采取“帕累托改进”的指导思想，即在不改变既得利益者利益的情况下，能够使更多的人利益得到改善。然后，再通过法律程序实施“劫富济贫”的转移支付制度。这样做是否更好推进改革进程，阻力会小一点呢？

改革需要坚持核心价值观，“顶层设计”需要坚守价值原则。改革就是要调整和建立一种新的制度或体制，通过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仅仅依靠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的价值观教育或训导，很难保证人们确信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法律制度中去，在以制度的形式来激励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才能够逐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自觉的行为意识。改革是为了国家更加富强，制度安排需要体现民主，改革要能够保证社会走向更加文明，改革要使得新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好的制度要能够体现人民的自由，能够体现平等和公正，要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改革，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要让人们更加爱国；让敬业者享受到实惠，让不敬业者一无所获，让违背道德与法律者受到惩罚；要让制度保障社会更加诚信，人人能够在诚信的制度安排下，享受到诚信带来的好处；改革要让制度保障人与人之间相互友善，社会祥和，人们安居乐业，而不是靠巨大的“维稳费用”和“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支撑社会稳定。只有将正确的价值观植入制度，用制度的方式激励和约束社会纷繁复杂的各种行为，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梦。只有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的改革，才能够取得改革的成功。

看不到利益的改革，谁都不会往前推进，那是不会成功的；现有的体制不改革，不仅创新驱动难以实现，社会也会被扭曲，更谈不上驱动发展。所以，外在逻辑就是：用利益激发改革，用改革释放创新，让创新驱动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