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幸见到了数十年前的老朋友程必定同志，他给我一本由他主编的《战略研究》创刊30周年专栏。我如获至宝一气读了好几篇，对贵刊一直保持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能畅所欲言，敢于直言的好风气。对我来说：一是罕见、二是佩服、三是悔恨自己当年所见不广，错过了和《战略研究》良师的机遇。
       事情是这样，1965年我被派去六安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真正体会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但农民贫穷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于文革初期我一头扎进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去寻找富民之道。经过数年的探讨，反复思考，从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以下原因：
       第一，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不能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上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它是最能适应农村生产水平，最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最能为广大农民接受。在还未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之前，就企图超越历史阶段，过早过急的向公有制过渡，仅凭良好的主观愿望，采取行政手段在短短几年时间，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农村全面实行公有制，跑步进入“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而且采取大规模集体劳动方式，结果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出现了1960年严重的困难局面，遭到了历史的惩罚。
      早在两千年前《吕氏春秋》就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作则速，无所匿其力也。”这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劳动组织说得多明白。“公作则迟，分作则速”也可说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都是不变的共识，欲速则不达，这是农村真穷的主要原因。
       第二，以阶级斗争、抑制农村经济。历朝历代有远见的统治者，都注意让农民“休养生息”，减轻赋役，发展生产等实行宽松的政策。回顾某个时期社员一点小菜地都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人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抓阶级斗争，不抓让农民如何致富，农民食不饱腹怎能不穷。朱元璋说：“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而后国独安者”。
       第三，“以粮为纲”，抑制多种经营的发展。由于片面要求增加粮食产量，迫使多种经营种植面积减少。《管子·牧民》指出：“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六畜则民富。”我当时认为中央提出的“以粮为纲”方针，不能使农民致富，必须“以多种经营与粮食并举”的方针，方能富国富民。为此，1978年我把这个想法写信给党中央、国务院，阐明由于单一种植，压抑多种经营，片面增加粮食产量，并把粮食产量作为考核地方干部政绩主要指标。因此，各地盲目扩大耕地面积，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那时，我只是忧国忧民，从未想到犯颜直谏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最后终因人微言轻、鸣而无应，未引起重视。因此，感到报国无门。但我仍义无反顾的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灰心，希望争取舆论界的支持。1980年我写了一篇“略谈农业现代化的起飞点”文章，总结了群众一条发展农业的经验是“要得富，多种经营迈大步”，送给《安徽日报》，当时编辑认为这个问题是当前要讨论的热点。稿子编好后，准备上版，当时规定重大政策性稿子要送省委审阅，因此稿与中央提出的“以粮为纲”政策有抵触，稿子被撤了下来，为慎重起见，待问题讨论比较明朗时于1981年1月28日。《安徽日报》才将这篇稿子修改后登了出来，虽然时间晚些，但在全国舆论上还是超前的，有一定的轰动效应。这个问题直到80年代农业结构调整中，于1985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地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这和我八年前提出的方针基本是一致的。
       我为什么一直执着地提这个问题，因为我早下决心为农民致富献出我的一切。我认为经济扶贫只能脱贫不能致富。扶贫要扶其本、科技扶贫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决心用自己的科技知识走科技扶贫的道路。曾编写了“养鹌鹑”、“养肉鸽”、“养鹧鸪”、“养雉鸡”、“养珍珠鸡”、“人参果栽培”、“魔芋载培”等十多种新兴的科技读物，通过出版社、报社向农民灌输科技知识，很快全国各地有文化的农民首先去实践，收到了致富路上“第一桶金”。这时中国科协主办的“中国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聘请我为致富专业教师，向全国农民和军队两用人材，通过电台教授致富技术，后来各地富起来的农民为交流技术要求成立“中华特禽养殖协会”、“鹌鹑养殖协会”。几年后据统计除西藏、台湾外，各省的学员和会员在基层影响致富的达数百万户之多，有的成了万元户或百万富翁。因此，我被专业户称为他们的“财王”。这时农村出现了贫富差距，有权势的“红眼病”人，用各种方式打击首先致富的专业户，说他们违反了中央“以粮为纲”的方针、专业户纷纷向我诉苦。这是全国性的社会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形势逼着我不顾一切的乞求中央改变“以粮为纲”的方针。从政策上放宽让农民通过多种经营发家致富。但苦于没有上奏的渠道。我想如果当年有《战略研究》帮助谏言，中国也可能提前数年改变农村贫穷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