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徽派经济学人茶座”由安徽省经济学者自发组织，每期一个主题，有4-5位学者围绕主题各抒己见，时间3小时，目前已举行了第一期，这是我省经济学界学术交流的一种新形式。2013年12月14日举行的第二期，由安徽庆余财富投资管理公司提供场所，新浪安徽及时报道。本刊特将第2期各位发言摘要刊发。

                                                                主持人：刘志迎：中国科大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嘉宾：宋宏：安徽日报理论部主任，高级记者；
                                                                程必定：安徽省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胡再生：安徽省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王海林：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财经处处长

       刘志迎：第一期茶座的主题就是讨论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现在网上已经公布出来了，第二期我们确定的主题是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这个主题可能社会上的人还是不太熟悉。这是李克强总理七八月份在和国家发改主任讨论的时候讨论的题目。上次国家交通部和发改委来安徽省调研，我和胡院长都去参加了。所以这次的主题定为这个题目。
       程必定：那我先谈点，我认为刘教授、宋教授等倡导创办的徽派经济学人茶座，给我们创造一个深度交流的平台，是非常有创造性的。经济学人，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生，关心安徽发展，我非常赞成搞这个带有轻松讨论的徽派经济学人茶座。说到徽派经济学人，最早的是春秋时期的管仲，他相齐40年，是在世界上第一个用中国语言”轻重论”提出价值规律的人；自经济学产生以来，最早的徽派经济学人应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我们新时代要有更多的徽派经济学家，在一起交流，探讨一些经济学或经济发展话题，我觉得这是一些非常好的创新性平台。

                                                                     一、依托长江经济建设新经济支撑带提出的背景
       刘志迎：这一主题，最近我做了几场报告：”依托长江建设中国新经济支撑带：问题与对策”，首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汇报。10月份，国家发改委调研提纲中指出，第一个是世界能源资源版图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是世界投资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第三个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发生了变化。三大变化是要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的一个背景，中国现在主要产品产量在世界上排第一位的有210多种，还有大量产品在全球的排位继续前移。中国经济发展处在”微笑曲线”的最低端，”郁闷曲线”的最高端，低附加价值，高能耗，这样一种基本形势，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选择造成很大压力，假如继续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肯定没有出路的。
       程必定：今天主题选的好，打造长江经济新支撑带是从国家角度考虑的，我们安徽的皖江地区就在此区域，也要结合省情深入研究。11月9日我应邀出席在武汉举行的”首届长江经济新支撑带合作论坛”，就从安徽的角度讲了这个问题。会上我得到一个消息，为了发挥长江水运优势，交通运输部计划投资300亿元，将芜湖到安庆之间的长江主航道再挖深1米多，这十分有利于皖江城市带的发展。
       刘志迎：美国有东西两个海岸来支撑经济发展，中国只有东海岸，支撑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东海岸。大家都知道，从辽宁黑河到云南腾冲的”胡焕庸线”，把中国的国土分成东、西两部份，这条线以东地区的人口占全国的80%以上，经济总量占全国的90%以上。过去30多年沿海经济已经发展很好了，现在就缺少第二大支撑空间，那么最可能成为新支撑的就是长江沿线，建立第二大经济支撑带。
       程必定：中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推动。区域推动是经济区推动？流域区推动？还是行政区推动？在中国都有探讨，最好的应该是经济区推动。如1984年起国务院决定搞上海经济区的规划与发展，就是经济区推动，但后来撂置了，转入以行政区推动。行政区推动的优点是可以加快经济发展，所以中国经济有持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行政区推动造成的问题很多，突出问题是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在逐渐扩大。
       关于流域区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对长江流域发展的大讨论就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刚才提到的1984年国务院决定搞的上海经济区的规划与发展，沪苏淅皖赣等省的经济学界是研究的主力，后来又有国发中心孙尚清主持组织的沿江25个城市的交流活动，只活跃一段时期；第二次高潮是1992年的浦东开发，上海社科院主持，联合沿江7省1市社科院，出了几本书，但影响不大，作用较小；第三次高潮就是2013年9月后关于打造长江经济新支撑带的讨论，在理论界反响很大，长江流域发展与合作的讨论进入了新高潮，本期徽派经济学人茶座，就是安徵学界积极呼应的一次表现。
       刘志迎：小平同志在90年代初，就提出了浦东率先开发，然后带动长江流域发展的总体思路。长期以来，没有落实，现在需要来进一步深化落实。目前对中国经济起核心支撑作用的主要是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三大区域。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基本上是这样的：从”四个开放城市”到”沿海的十四个开放港口”，再到”三大圈”，即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区域，再到”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然后，类似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二十多个开发区。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估计中央政府明年要出台”依托长江建设新经济支撑带”的指导意见。沿海（包括广西和海南）和沿江（七省两市）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沿海37.97%的人口创造了50.18%的GDP；沿江是36.27%的人口仅仅创造了33.72%的GDP，也就是整个沿江流域没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就人均GDP而言，2012年沿海比沿江多近1.7万元，差距较大。
       程必定：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的逐渐扩大，是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突出表现，在发展中强调公平公正的当代，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是中国区域发展需要抓紧解决的突出问题。
       区域差距的实质是产业发展差距，而推进发达地区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可缩小区域差距。因为”人口”流向”工作”，”工作”流向”人口”，涉及区域的繁荣与衰落，发达地区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是”工作”流向”人口”；可以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区域差距。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三年建设，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就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其一，缩小了安徽人均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以来，从2009年到2012年，安徽人均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缩小了3.58百分点，人均财收收入更缩小了8.88百分点。
       其二，缩小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全国差距。从2009年到2012年，安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了3.6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了3.0百分点；全国城乡差距比从3.333下降到3.103；安徽城乡差距比从3.127下降到2.936。
       其三，缩小了安徽省内的区域差距。安徽省内的区域差距，主要是皖江地区与皖北地区的差距。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以来，学习江苏省苏南带苏北的经验促进了皖北地区发展，省内区域差距开始缩小，皖江与皖北人均GDP之比，从2009年的3.26，下降到2012年的1.96
       其四，缩小了安徽省内的城乡差距。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从2008年的3.207下降到2012年的2.936。
       刘志迎：这次国家提出的长江经济带的建设的原因：其一是对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依靠浦东带动长江流域发展的总体战略思路的具体落实和深化.其二是内地发展和内需启动的需要，带动内地经济发展，其三是长江经济带的建设连接东中西，可促进东中西经济联动发展。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按照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制定政策。

                                                               二、关于完善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问题
       刘志迎：国家发改委调研提纲有六个问题，首位的是”完善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我们首先来讨论”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问题。
       宋宏：我觉得，交通的最大问题是长江水运功能没有很好发挥。如欧洲莱茵河水运非常繁忙、非常发达。我曾想，现在的水运除了跨洋跨海之外，内河似乎没有太大作用。因为陆上、空中交通已经把它替代了，但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水运有个非常大的好处，成本低。我们现在的物流成本为什么那么高，这恐怕与我们对水运没有很好利用有关，使得我们用一些高成本的运输方式，虽然速度快但高成本。
       刘志迎：非常赞同宋宏教授观点，现在大多数货物都是公路运输，物流成本极高。很多地方的高速公路出口，有大货车冲断出口栏杆，为的就是不想交过路费来节约运费。
       程必定：我国的物流成本大致是商品价值的20%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很多，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起来，可以大大地降低物流成本。
       宋宏：我国物流成本非常高，是因为一窝蜂追求现代运输方式，而低成本的水运没很好利用。事实上我们追求的时效，一天到达或者朝发夕至，我觉得有很多货物不需要那么追求，更要从成本角度、从效率角度考虑。能源原材料汽车冰箱这些东西对时间没有太大的要求。现在我们的东西都是在高速公路上跑，成本降不了，价格就降不下来。应该讲从这方面理解，国家为什么把这个长江经济带作为最突出的一个增长带。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现在寻求一种转型发展，正好就把这个长江经济带凸显出来。
       胡再生：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丝绸之路，两个要都发挥作用，现在是海上丝绸之路发挥作用，远远大于陆地丝绸之路。
       宋宏：从连云港拉到霍尔果斯的亚欧大陆桥区域，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水源，那个地方是缺水区，黄河基本上干掉了。所以我觉得黄金水道是得天独厚的优势，要很好的去利用。从效率和成本方面去考量，就是把水运功能充分利用起来，降低运输成本，降低我们整个国家的物流成本。从这个黄金水道的开发和利用看，现在确实是存在不少问题，除了受到南京长江大桥的影响，现在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三峡水库建起来后，对水运的影响也很大。另外，三峡把水堵了以后，水量减少，下面的冲沙也淤积了航道。所以最近三五年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航道局一天到晚就在疏淤，这边完了那边就堵上了，所以航道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水运问题就没办法去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岸线资源开发和利用呈现出无序化，我在沿江地方来来回回跑了几趟，岸线资源开发很成问题。
       王海林：长江岸线资源也有被私人占有。
       刘志迎：刚才你们讲的，我也非常认同，沿江经济带和亚欧大陆桥两条横向通道，亚欧大陆桥从运输功能来讲很强。但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承载能力和水资源等层面来讲，远远比长江要弱多了。
       宋宏：有很多的岸线资源是被单个企业占领，那些码头或者港口或者岸线设施都是企业专用的，一家企业占一段，马钢大概占了有十多公里岸线资源。岸线资源应该说是共享共建的公共资源，结果被有的企业分割掉了，变成了一种企业专用性的。不能像这种无序性的开发利用，没有很好利用珍贵的岸线资源。交通体系建设中的关键点，一是航道，二是岸线资源，三是交通体系。我觉得重点还是打通由东向西的通道，应该讲水陆空并进。一方面是把水道充分利用起来，另外陆路和空中的交通也把它贯通起来。现在我们国家在铁路、高速路建设的比较多，但是从时序安排来讲，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更加科学化的调度。从建设时序看，我觉得应该优先安排长江经济带，先把这个地方打通起来。
       胡再生：我觉得交通非常重要，刚才宋宏教授讲的几点非常关键。国家对长江经济支撑带的第一个专题就列为交通。中国的开发沿海这一”竖”搞完之后，就是长江贯穿东中西这一”横”了。这对各个省来说，都非常关注。这里有一个标准问题，黄金水道的利用要有一个标准，现在国家可能重点考虑的是三个中心，即长三角、武汉和三峡大坝。我觉安徽要争取把航道标准提高，在皖江，叫港口群也好，叫马鞍山芜湖航运中心也好，一定要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
       刘志迎：建设长江经济新支撑带，从交通体系着手，我认为很正确。因为其它为抓手时常都抓不到手，而交通抓手，地方政府以及中央都使得上劲，而且也容易对接，这是一个实体对接，不是一个体制对接，实体对接比体制对接要容易得多。中央来操作也好，地方来操作也罢，两者目标基本一致。我觉得抓运输体系作为着力点，作为第一条非常正确。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公路运输南北通道架了很多的桥梁，现在还算是比较通畅的。但是东西走向的通道，现在还比较薄弱。其一沿江江南的高速公路、江北的高速公路，能不能从东部上海一直贯穿到云南；第二个通道就是铁路，美国的铁路是24万多公里，中国的铁路才有12万公里，美国才三亿人口就有二十四万多公里铁路。中国东西向的人口流动和货物运输量非常大的，铁路建设远远不足，所以铁路能不能在沿江两岸顺序展开，再进一步加大铁路的密度。其三是航空，一个是云南的航空港，那主要是对东南亚一带的航空枢纽门户，然后是成都、重庆，再然后就是武汉、南京、合肥等国际航空港，真正发挥航空枢纽门户作用，在沿江形成大流域网络。
      首先航道的疏浚问题、码头建设问题，然后是沿江南岸北岸的公路铁路建设问题，最外面一层是机场和航线建设问题，从这样几个层面铺开，才能够把整个交通体系构建完善了。中央政府可以着力，地方政府也愿意，有共同利益的着力点、交叉点。

                                                                       三、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问题
       刘志迎：国家发改委调研提纲中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也是最难办的问题，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问题。为什么难，难就难在：不发展产业，那么经济何以支撑；发展产业，又遇到中国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我想这个问题各位要进行一次深入讨论。
       王海林：产业是一个重要专题。从国家来看，对产业更多的是重视怎么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但在空间布局上，比如可以集群、基地作适当引导。如果把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整个经济带来布局，现在的问题是整个经济带产业的错位不够。现在还是行政区经济，每个行政区都搞这些产业，这些产业不一定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把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大经济区域来看，那里面的相对优势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安徽跟武汉比，有些高技术方面还是有优势的，但跟长三角相比，制造业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如果作为一个大的长江经济区域来看，在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上，政府做一些引导。至于这个地方上什么项目，哪个企业能入驻什么地方，可能今后政府要更多的让市场来配置，让市场来发挥这个基础性作用。
       刘志迎：我认为，整个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在指导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这就是：从宏观层面来看，要走出”凯恩斯”，迈向”熊彼特”。就是说，不要一味地追求GDP，更多地追求创新。从中观层面来看，要走出”李嘉图”，迈向”波特”。不要从比较优势探索发展之路，而要从竞争优势角度考虑发展之路，不要抱着有什么比较优势，而要关注如何构建竞争优势。从微观层面来看，走出”斯密”的规模竞争，迈向”普拉哈拉德”的核心能力竞争。企业不要去盲目扩大制造规模，要把重点聚焦在核心能力构建上，其中关键是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升。
       胡再生：长江经济支撑带的产业转移也很重要。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靠的是八、九十年代世界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的产业转移，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出口导向的承接产业转移。现在长江经济带的承接产业转移，转型升级是一个新的背景，不是以出口导向为一个基本雏形，而是内在需求和进口替代。适应我国的内需，在结构层次要改变，来打造长江经济新体系。如果是简单像沿海地区八九十年代那种简单的梯度转移方式的的话，恐怕就成问题了。
      王海林：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要在增量和存量上有所区别。在增量方面要适应新的形势，在交通发达以后，已经模糊了时空的概念。我们不能搞有序转型，让有的地方先发展，有的地方后发展。比如，最先进的电子产业，从沿海越过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到成都和重庆去了。先进的企业，如富士康、惠普、因特尔都搬到那儿去了。这次金融危机，是什么产品在引导着消费潮流，是什么产品带着各个国家走出危机，就是消费电子嘛。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走出经济危机，靠的是销售汽车，现在，先电子产业到成都和重庆去了。
      胡再生：汽车发展和布局战略是最失败的。现在中国家电不是在世界上很好吗？其实到现自主品牌，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
王海林：这个是有道理的。我国汽车工业走得路子不对。但是现在搞长江经济带，国家是有调控能力的，因为新能源汽车是一个战略性产业。长江上游还有很多军工，包括成都、重庆，国家都要给政策。另外一类就是新兴发展起来的城市，他们的产业按照市场化竞争，在增量和存量上有所区别，增量上要放开，存量上要给政策。
       刘志迎：我觉得在上海建设迪斯尼乐园，布局是最大的失败。放在上海，显然进一步加大上海人民的负担，造成城市更加拥堵，市民生活水平下降。如果放在中部任何一个中等规模或小城镇，那将带动这个城市快速发展。美国的很多迪斯尼乐园，都是建在一个交通条件良好的小城镇。
       程必定：从产业层面来看，做强长江经济支撑带的核心是做强产业，可通过产业转移承接做强产业，通过区域合作推进产业的转移与承接。皖江城市带对缩小安徽与全国差距的实效表明，通过产业转移，既可做强长江经济支撑带的产业，又可加快长江经济带缩小东中西区域差距。另外，长江经济支撑带可通过纵横两个方位的区域合作，推进产业的转移与承接。纵向主要是长江经济支撑带的全流域合作.横向主要是沿江各省市的内部合作。这样，通过省内外的区域合作推进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做强长江经济支撑带的产业。

                                                                     四、引导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问题
       刘志迎：2012年数据测算表明，沿海经济带的城镇化率达到61.67%，而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率只有51.65%，长江经济带低于沿海经济带10个百分点，那么沿江经济带城镇化道路如何选择，今天中央城镇化会议召开，一定会就这一问题给一个总体思路，下面我们讨论城镇化问题。
       胡再生：实际上，长江经济带以后主要的推动力还是城市群，现在长江经济带离一个经济带的要求还差得很远，经济带肯定要有几个大的城市群。城市群可以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解决长江两岸联动发展的问题，现在两岸联动不起来，要形成一个经济带，要解决不协调的问题。再一个如果依靠城市群，通过沿江密集的城市来带动腹地，现在腹地的发展和沿江的差距太大了。以安徽为例，安徽阜阳跟马鞍山、铜陵差距多少倍，太大了。另外，产业要升级，也需要城市群。
       程必定：城市群由城市经济圈演变而来，推进城市经济圈向城市群的演变，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新支撑带发展的战略问题。城市群有三大功能抅成要素：群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城市群的大脑与灵魂；群集--城市群内的城市集群与产业集群，是城市群的骨架与肌肉；城市集群包容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还要控制各类城市规模的不当扩张，产业集群包容城市间产业的分工合作，群网—交通、信息、市场网络，是城市群的血液与呼吸系统。沿长江各省区都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圈，又以省会城市经济圈为基础形成了城市群，空间结构逐渐优化，但群核、群集、群网尚末形成有机有效的”群合”力量，存在”群散”趋向，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合作.逐步加以解决。
       宋宏：把城镇化作为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潜力来定位，我感觉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国家近3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城镇化作为一种社会发展形态，30多年来发展确实比较快，但问题也比较多，现在提出新型城镇化，对30多年来的我国城镇化的一种矫正。矫正的内容是指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城镇化有点偏向于量，而对质的要求相对来讲弱了一些。
       刘志迎：从现实情况看，老百姓拼命往大城市转移，尤其是沿海大城市转移比较明显，这个叫城市化，而我们中央的政策提出叫”城镇化”，如果”镇”没有就业机会，怎么办呢？这个”镇”在集聚人口和集聚意愿方面，是不是符合市场的规则。
       程必定:我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强调，那就是目前在我国，新型城镇化从概念到内涵都没有搞清楚。这个不能怪政治家们，而应该由理论界去深入研究、科学概括，供政治家们参考、取舍。什么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这就要搞清楚，新型城镇化跟传统城镇化有什么不同。传统城镇化是人口转移型的城镇化，农村人口要城镇化了，就必须离开农村，到城市去谋生，叫”跳农门式”的城镇化。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跳农门式”，在农村地区也可以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而要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农村地区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等，都必须向城镇化转型，这是结构转换型的城镇化。中国农村人口太多，还要继续推进人口转移型的城镇化，但同时也要推进结构转换型的城镇化，走两者结合的城镇化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实际上，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还是传统城镇化，其本质都是人的城市化，现在长江流域新型城镇化的任务是：一方面使城市农民工实现”人的城市化”，亦即市民化；另一方面，在一些发达地区要积极推进结构转换型的城镇化，创造农民就地就近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
       宋宏: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我认为对于长江经济带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几个地区，比如珠三角、长三角，几乎是没有农村。特别是上海周边一百公里，几乎就看不到农村，也没有农田。珠三角也是这样。新型城镇化是不消灭农村的。长江经济带需要注意什么？长江经济带这几个省，都是我们国家重要的粮食产出基地，而且很多都是国家重要的农副产品基地，现在国家有六个重要粮食产出大省，中部就占了三个。将来无论怎么发展，这些大片农田必须保证。
现在存在有大片农田、农地，城镇化该怎么做？这些农民也需要城镇化，所以就提出来”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意味着小城镇和居民点的城镇化问题。我们以前的城镇化注重大中城市的城镇化，无限制的对城市进行摊大饼式的扩张，这在沿江地区，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约束因素。在这种约束因素下，除了大中城市、城市集群和核心城市继续发展和提升功能以外，恐怕还得在大片的农村和农地的国土上面去发挥城镇化的载体功能，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
       程必定：我再补充一点，中央党校搞了一个发展中国论坛，对山东省德州市如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作了一次热烈讨论，我也参加了。德州市是农业大市，有七个县，自2008年以来积极探索结构转换型的城镇化，建设农村新社区、产业园区，虽吸纳了很多农民”就地”“就近”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又推进了农业的发展，全市粮食亩产超一吨，是我国第一个亩产吨粮的大市。长江流城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发展城镇化要确保护粮食安全。
       刘志迎：新型城镇化核心，应该是城镇一体化，不把农村问题解决掉，城镇化就难以解决。
       王海林：长江经济带搞新型城镇化大有可为。根据三中全会精神，我们要限制大城市发展，限制人口向特大城市转移，要鼓励人口向以省会为代表的次中心城市转移，长江经济带上正好是一个城市密集区，同时又是省会城市的聚集区，除了安徽、江西和四川，其它都在长江沿线，这正好给长经济带建设新型城镇化带来了重大机遇。新型城镇化并不是排斥城市建设，城市建设还是个基础，下一轮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习近平最近在山东考察时也说了，新型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是人口的城镇化，道理是一样的。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要率先在长江流域取得突破，人口可以自由迁徙，户籍制度改革要有新的政策。第二社会保障要大致均等，上海交的保险可以带到安徽，安徽交的保险能带到上海，这个问题要解决，否则就限制了人口的迁移，我们城镇化的速度为啥这么慢，其实是农村和城市两张皮的问题，如何在同一个地区大致均等，至少保险带到哪个地方去都能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要均等。第三，土地要积极进行流转试点，拥有土地的农民不是说没有钱，而是因为他的土地不能变现，这个土地一旦变现，他马上就可以在城市买房子，而且还可以开个商店。实际上，欧美的城镇化为何那么快，我们国家台湾地区城镇化为什么那么快，是和土地有重大关系。他通过土地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在长江经济带建设时要出台一些新政策，积极进行试点。要在长江流域建设制度共享建设，像重庆就是以城乡统筹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试点，很有借鉴的意义。新型城镇化要产城一体，”产城”如何发展，过去只重视城市新区，而没有同步的发展产业。城市新区都是入住率不足，为什么？因为没有同步的创造岗位，没有同步创造就业岗位，农民如何定居？
       程必定：以新型城镇化为突破口推进县域经济发展。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县域经济相对薄弱，发展长江经济支撑带，必须重视这点。现阶段，发展县域经济可以新型城镇化为突破口，推进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传统城市化是”跳农门”式的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新型城镇化还包括不”跳农门”，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亦即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这样，新型城镇化就是人口转型与结构转型并存的”双轮”发展型城市化。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是在县域，可以推进县域经济发展，风台县农民调查：愿到大城市为34%，到县城为21%，在本县近就地转移的为45%，就近就地城镇可以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突破口。
       刘志迎:好，这个题目我看讨论的差不多，概括一下大家的观点。第一，主要是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问题，一定要说明清楚城乡一体化；第二，”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要能够创造就近就地城镇产业发展和就业岗位。在一个边远的城镇就地城镇化了，没有就业岗位怎么办？产业没有怎么就业？大家都往东部去，是因为东部有大量的就业机会，如果长江经济带没有就业机会，他还是会往东部去。所以城镇化是和产业息息相关的。第三，是城市群建设问题。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建设要根据地方或市场的需要来建设，像安徽就是要建设江淮城市群，像江苏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江南已经形成一个经济带，江北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城市带。成渝城市群是一个大的城市群，除此之外还有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长沙为代表的。安徽一定要界定一个取向，我们经常说安徽”东张西望”，一会是长三角，一会是中四角，这种东张西望我觉得是最不可取的。安徽一定要瞄准长三角，这一方向不能改。另外，中小城镇的发展，我也赞同大家的观点。
       新型城镇化，特别是就地就近城镇化，难点是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那怎么”就地城镇化”？这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我认为，要有两个同步：其一是沿江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同步。如果不能同步，就很难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其二是农村建设和城市建设要同步。尤其是农村体制改革严重落后于城市，这两个不能同步，我觉得下一步就很困难。

                                                                      五、优化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格局问题
       刘志迎：国家发改委调研提纲中的第四个问题，是优化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格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建立，意味着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格局要调整优化，现在重庆两江开发区要申报国家级的自由贸易区，其它一些城市也在积极论证，准备申报，那么，大家谈谈怎么才能够优化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格局呢？
       王海林：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协作。说天时地利人和，有上海为龙头，这么一个大的开放区，通过长江通道向内地辐射。对外开放我们做些什么东西？很多东西可以先做起来，包括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我们要争取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按照国际化原则要建设更加开放的体制。还要”去行政化”，要打破行政垄断，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长江经济带要率先研究，积极进行试点。企业投资的视野拓宽后，能够一下子带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长江流域还要探索通关协作和信息共享，借助上海这些口岸推动出口，还要争取政策设置一些监管区和保税区，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发展。对外开放是需要有抓手的，每一件事情，每一项事情都必须要落实，我们要争取政策。
       程必定：还有一个空港问题，长江流域的国际机场很多，要推进国际机场的国际化，因为很多国际机场只是客运的国际化，而没有实现要素的国际化。开放不仅要有人进人出，更应有要素进出，长江流域的各国际机场应该从要素进出入手，推进国际机场的国际化。
       宋宏：长江经济带的开放现在不仅仅以上海为龙头，实际上重庆那边都在做，重庆是从北方那边打开一个通道，连接到欧亚大陆桥，然后一直到新疆，另外还有一个出口到云南那边，打通到缅甸、泰国。实际上，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对外开放格局，两头都打通了。这就是说我们未来的对外开放格局，不仅仅是通过上海口岸面向发达国家，还对着不发达国家。这样打通以后，对外开放格局变成一个两头都通的情况。比如说：不仅对发达国家贸易，还对着中亚国家贸易，对着印度、缅甸、泰国进出口贸易，就使我们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很深刻的影响到我们内部的结构。所以，这个通道打开了之后，我们的回旋余地更大。我们讲产能过剩，是面对发达国家我们出不去，但是面对非发达国家呢，我们是出的去的。所以两头都打通了，这对长江经济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要两头都抓。
       刘志迎:这个问题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已经说了，我们要面向西部，面向中亚。
       王海林:我们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仅要招商引资，我们还要向克强总理学习对外推销，要把营销高高举起，打造一个”营销销的出去、外资引得进来”的一个对外开放格局，使经济良性循环。
       宋宏：前几天我在新疆看到一个现象，中国拉家电出去，外面拉废铁进来，他们制造业不强嘛，中国制造业强，这就是打通啊。像我看到的那些出口的家电产品，都是内地的，都是出口的。我们的产能过剩要在这个上面转化消化。
       刘志迎：第一个我觉得，沿江经济带不仅是国内的大动脉，而且要面向西部口岸的进一步打通。不仅是面向东部的，而且是面向西部的，中亚、南亚地区。把云南划进来，不仅因为沿江，更主要的是针对东南亚和中亚。也就是克强总理在七月份所讲的，西部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两路并进问题。第二，作为沿江经济带，仅仅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不够的，一定要在沿江的若干城市进一步扩大这类试点，来共同探索。第三，我觉得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样重要，引进来是引进高端的产业，还要走出去，走到非洲、西亚、中亚乃至更多的地区。所以，多方面、多方位、多维度的对外开放试点、试验，才能够完善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格局。

                                                                           六、构建长江沿线绿色生态廊道问题
      刘志迎：关于沿江地带整个生态环境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那么，怎么做好沿江绿色生态廊道？
      宋宏：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定了很多限制开发的政策，我觉得，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能够优化空间布局，尤其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空间布局方面，首先是严格按照主体功能来，不能突破这个红线。限制开发必须设置一个标准，不能扩大或者提升开发强度，禁止开发的就是不让做，这是个底线问题。长江水道一方面是开发，一方面是保护，在黄金水道的开发问题上，不是说所有岸线资源都要开发，这个需要国家做一些规划。第二个是保护水源。如果全线都污染的话，长江是不堪重负的。如果一段一段的去搞，可能对于水资源的净化好些。第三个是长江沿线发展大化工、大耗水的产业需要谨慎，如果整个上游、中游都布置这些产业，整个长江就死掉了。
       程必定：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保护，另一方面是转型。怎样才能保护好，我看只能以转型的思路才能保护好。转型包括保护地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受益地与保护地经济关系的转型，特别是要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政府要”购买”限制开发区居民的发展权。因为发展权是基本的人权，你为来保护不让他发展，当然要购买他的发展权，这才公平公正，也能保护好、发展好。
       王海林：关于长江绿色生态廊道建设，一是要中央支持，一些大的水利工程、涵养、生态林等建设都要国家支持。二是要区域共建，因为有些河流是跨区域的，还有一个是要建立下游对上游的资源补偿机制，上游为了保障生态做出了贡献，下游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应该建立一个对上游的资源补偿机制。三是要严格准入，这一块政府是可以有作为的，上的所有项目，在生态环保方面，一定要严格控制。

                                                               七、创新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体制机制问题
      刘志迎：关于创新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体制机制问题，是关系到长江经济带建设是否成功的重大问题。各位专家，就这一问题，谈谈你们的看法，提出一点有益的建议。
      程必定：这主要是区域合作问题，可以借鉴长三角”统分结合”的区域合作模式。即分最高领导、常务省市长、主要城市领导三个层次，每年定期召开合作会议，在10多个领域紧密合作，形成”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多实高效”的区域合作机制。这个机制逐渐成熟。目前，有的从事务性合作上升到政策性对接，有的从局部性合作上升到整体性谋划，有的从阶段性合作上升到制度性安排。安徽是2010年底加入这个合作体制的，为长三角合作组成员，合肥、芜湖、马鞍山、淮南、滁州市5市己成为长三角城市联席会议成员。安徽加入了这个合作体制，推进了产业转移与承接。长江经济支撑带也应借鉴长三角的经验，建立与探索以政府为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培育长江经济支撑带，必须发挥长三角的龙头带作用。
       王海林：中国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我们走向海洋文明，越过工业文明走向世界文明。体制改革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只要认真贯彻中央三中全会改革的精神，可以创新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再造发展的新优势，成功地打造长江经济新支撑带。
       宋宏：创新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应该按照三中全会的一个最重要精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此前提下，这种协调机制应该更网络化，在这下面发挥各个层级的对接协调和协同的机制。所有的要素都动员起来以后，把这些都链接起来组成一个网，来共同协调发展。目前都是靠政府来主导，什么都是政府在起主导，是不够的。在这个方面，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作用。
       程必定：目前，不合理的行政区划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障碍。打造长江经济支撑带，必须适时调整行政区划。就安徽来看，2010年1月国务院批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2011年7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地级巢湖市，由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分辖，极大地促进了三市及原地级巢湖市5县区的发展。此外，长江流域正出现大城市太大、小城市太少的问题，特是县级市太少，安徽仅6个，应适时增加。
       刘志迎：非常感谢各位参加本期”徽派经济学人茶座”的交流讨论。通过这种形式对一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有不少观点的碰撞，问题讨论的更加深入，更加透彻。知识形成了互补，对问题也有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对学术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对政府决策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我们有一个共同愿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更加美丽，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下一轮的发展。希望各位持续能给予支持和关注，以后不一定都由我来主持，可以轮流来主持，也可以自行组织。但是尽量避免一个单位的人在一起讨论，有利于形成不同的观点交锋。有交锋才会更激发大家的思维活力和潜意识层的思想积淀，有更好的观点和创新思想。
       对大家的参与，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