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建国初期，1952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83.5%、7.1%和9.1%，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农业国，面对二元结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工业化城镇化改变二元结构。工业化城镇化的基本途径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 现代工业部门扩大资本积累, 直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刘易斯拐点）；工业部门反过来支持农业部门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一元的现代化发展任务（Lewis,1954）。因此，农业国的经济发展必然经历工业化即非农化的过程，或者说必须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发展阶段。回顾七十年的发展历史，我们一直坚持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到2017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27.0%、28.1%和44.9%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短短四十年中，我国GDP的从三次产业结构从28.2:47.9:23.9变成了7.9:40.9:51.6（见图1）；常驻人口城镇化率从17.92%上升到58.3%，彻底摆脱了落后的农业大国地位，总体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初期阶段快速地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预期到2020 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2035 年全面实现工业化（黄群慧，2018）。并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第二经济强国，居民收入也进入了中等偏高收入水平。但是，我们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也未能逃脱库兹尼茨倒U型曲线的困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业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三农问题”日益突出。
       针对这一状况，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提出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形成了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根本出路，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可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将是我国“十四五”、乃至一直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一个的重大举措。
       从发展经济学来看，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 就进入了工业和城市全面反哺农业和农村的阶段。另一方面,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水平(刘传江认为城镇化率达到75 %（刘传江，1999）), 城市化就出现扩散趋势:人口由城市中心区向郊区扩散,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逆城市化。因此，中央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既符合经济学原理，也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农业农村哺育工业和城市、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农村，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一般认为，在二元结构基础上,如果没有工业化城市化较高水平，就不可能真正启动三农的发展。因为，首先，面对有限土地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严重阻碍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因此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转移剩余劳动力。第二,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工业凭借效率优势，能够实现自我积累和规模扩张。工业发展能够不断吸收和消化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同时推动了城镇的持续扩张。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工业和城市通过减少农村人口，提高了农村的收入，同时工业化水平提高，反过来可以为改造传统农业，提供条件。并且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提高，工业城市对农村农业的反哺效应不断提高。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教授根据我国先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地区的经验, 提出了推动三农发展相关的发展包含三个方面的过程:一是以剩余劳动力转移来减少农民, 二是以非农化(发展非农产业)提升农业, 三是以城镇化繁荣农村。这三个方面发展既有农业和农村哺育工业和城市的过程, 也是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和农村的过程。实践证明,在长三角等工业发达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更高, 而在农业集中地区经济落后的基本原因是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 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能力不足。
       特别强调的是，虽然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哺育和反哺是互动的, 但在实践中两者之间存在时间和力度是非对称性、非均衡性[ 洪银兴（2009）提出了农业哺育工业和工业反哺农业在力度上是不对称和不均衡的，本文认为农业哺育工业和工业反哺农业在时间上也是不对称和不均衡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初期，农业和农村哺育了工业和城市的同时, 虽然也可以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得到了一定的利益, 但所得到的回报与其贡献是不对称的。在这一阶段，工业和城市较农业和农村发展得更快, 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得到了进一步地扩大和强化。随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和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农村的反哺力度开始加大，城乡差别开始出现缩小的态势。当到了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农村的反哺成为决定力量，城乡差别快速缩小，直至城乡一体化。一般而言，当实现了无差别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意味着实现或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

二、城镇化水平低下是我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最大障碍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意味着我国即将进入工业城市全面反哺农业农村的发展阶段。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因此，以全面实现现代化为目标，把握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时机和力度，科学谋划本地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先后顺序，是各地区“十四五”发展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只有根据自地区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总体战略部署，制定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策略，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有序推进。
       作为长三角地区的新成员，安徽省在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江浙沪地区尚存在较大差距。从表1可以看出，江浙沪人均GDP已经是高收入地区，其中人均GDP最低的江苏省2007年已经接近15000美元，最高的上海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同期安徽省人均GDP只有7250美元，只有江苏人均GDP的一半，还属于中等收入水平，比全国人均GDP平均水平还低2000多美元，在全国排位21位，属于全国中等收入水平。从工业化进程和三次产业结构来看，江浙沪都已经进入
表1 长三角四省市2017年经济发展水平

数据来源：除人均GDP数据来自www.phb123.com外，其余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8》.

       后工业化阶段，2007年江浙沪地区第一产业占比均低于5%，江苏浙地区第三产业均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后工业化特征非常显著，工业全面反哺农业的条件完全具备。2017年安徽省还处于工业化后期，第一产业占比达到9.6%,虽然也已经低于10%，但不仅远低于江浙沪，也与全国7.9%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安徽省第二产业占比为47.5%，明显低于第三产业的42.9%，第二产业主导地位没变。最后，从城镇化发展水平来看，上海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7.52 %，基本完成城镇化，已经进入逆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江浙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均已接近70%，预期“十三五”末均可超过70%（李致平2015a、2015b）.也就是说，“十四五”时期江浙两省也将进入逆城镇化发展阶段，为城市反哺农村提供强大动力。安徽省2017年常驻城镇化率只有53.49%，不仅远低于江浙沪，而且，比全国平均水平还相差5个多百分点。可见安徽省工业城市全面反哺农村农业的基础条件尚不具备。
      通过上述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江浙沪地区人均GDP水平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工业化也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快速城镇化发展已进入尾声，已经或即将进入逆城镇化发展阶段。安徽省尚处于工业化后期，城镇化率不高，从发展经济学和国内外经验来看，安徽省仍然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从时间进程看，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也为工业和城市更大力度地反哺农业农村提供了条件，工业化和城镇化应先于或至少与现代化同步实现。因此安徽省在实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时，要切合自身实际，抓关键补短板，科学谋划一条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优化路径。
       安徽省与江浙沪地区的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安徽省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人口占比高。改革开放后，由于我省地处我国中部，没有搭上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发展快车。虽然近十多年来，安徽省委省政府实施融入长三角发展战略，比较好的发挥了后发优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赶超势头，但是，由于工业体系结构不合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较弱，导致城镇化进程缓慢。安徽省委省政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城镇化发展是我省的一个短板，2017年安徽省发布了《关于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若干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到2020年，确保全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35%以上。然而，根据统计数据，2017年全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2.35%。可见，安徽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距离全国的差距更大。因此，安徽省城镇化发展滞后比较严重。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到个位数时，农业人口也能同步下降到总人口的零头，才能维持城乡收入差不致恶化，并使人口全体稳定迈入高收入行列。安徽省2017年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至个位数，但是农村人口城镇化远没有完成，如此巨量的农村人口，是我省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
       由此可见，“十四五”期间，安徽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抓住安徽省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的契机，加快农村人口转移，优先安排城镇务工人员的城镇化，力争在“十四五”末，使安徽省城镇化率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为安徽省四化同步奠定基础。

三、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和宅基地制度三者联动改革是实现弯道超车的捷径
       纵观世界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工业化是一个国家从农业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虽然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早已服务业主导，第三产业占比70-80%，但仍被称为工业化国家，当今世界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称为新一轮工业革命。没有高水平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是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限制和排斥,而是要形成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良性互动机制。在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同时，必须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完善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与安徽省与传统的长三角地区相比，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城镇化水平不高，工业化城镇化反哺农业农村的能力不足。如何既要保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又要抢抓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实现安徽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良性互动，继续保持赶超势头，缩小与长三角地区差距，是安徽省谋划“十四五”发展的一个大课题。进一步转变思想，发扬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以改革求突破，以创新谋发展。
       1.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和农村居民市民化
       实践证明，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民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农村转移人口城镇化，对于新型城镇化、土地规模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农业，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推进作用，对于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能够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镇化本身就是农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户籍制度改革滞后，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为此，2018年10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对于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制定了明确的政策措施；2019年2月公安部也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建立新型户籍制度,鼓励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安徽省财政厅也连续几年下达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的相关政策。但是，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欠账较多，问题相对较严重，已经成为安徽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面对的最大难点，也是实现农业农业优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安徽省“十四五”期间要制定更加积极的农业转移人口政策，力争在“十四五”期间，使我省的城镇化率水平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缩小与江浙之间的差距。
       另一方面，仅仅是依靠这些三农外的发展途径不能完全解决三农问题。在加快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城镇化的同时，必须同步推进农村居民市民化，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化。费景汉和拉尼斯（费景汉和拉尼斯，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仅仅以收入为基础来定义贫困的方法有一个严重的缺陷, 即它没有考虑对公共品, 如医疗、教育、可饮用水的获得以及卫生的最低限度的支配权。这意味着对城乡差距的关注度由关注收入的差距，转向生活条件和公共产品的差距。实际上，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就开始重视农村公共产品，如道路、自来水、电网的基础建设，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农旅融合等。农村公共产品的持续投入，大大改善了农民的居住条件、生活生产环境和农村面貌。同时也为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产生了不小的溢出效应。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已经连续多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因此，在实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过程中，除了关注农民收入增长，还需要关注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洪银兴（2009(b)）提出，最为迫切的也是能够解决的是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的差距，需要政府发挥的作用是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均等化。面对我国农村村庄分布广而分散的特点,还提出需要在乡村集中化、城镇城市化和都市圈建设三个方面扩大以城带乡, 扩大公共产品在农村的覆盖面。这些政策建议对于安徽省“十四五”期间，贯彻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同样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十四五”期间，安徽省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通过持续改善农村的生活和居住条件，在农村持续进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切实改变村庄分散化，鼓励村民居住集中化，逐步缩小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距，最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城乡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和农村居民市民化双管齐下，是我省“十四五”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农村土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关键
      大量农村人口要向城市转移，涉及资本、土地和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从国际经验来看，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主要由要素市场来完成的，农业农村和工业城镇之间能够有效地实现哺育与反哺，需要生产要素的双向顺畅流通。长期以来，我国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和农地向城镇的单向流动，城镇人才和资本难以顺畅流向农业农村；农地流向城市转变成建设用地，农民很难获得土地增值收益，这是我国城乡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户籍制度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农村公共产品滞后影响了农村居民市民化的话，那么，固化的农村土地制度和宅基地制度，则是严重制约了生产要素流动，背离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造成生产要素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农业生产低效。一方面农村土地抛荒，以及农村宅基地闲置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城市尤其是中小城镇土地扩张过快，商品房空置率居高不下。同时，由于固化的土地制度和宅基地制度，没有财产收入，农民全部收入只有劳动收入，从而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不仅如此，固化的农村土地制度和宅基地制度，也严重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和农村居民市民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镇人才和资本向农业农村流动。并且，在农业中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鼓励城市资本和人才参与改造传统农业，重视对农业人力资本的教育培养，农业生产产业化规模化，不断加大农业技术投入，创新经营模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
       我国《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已经完成所有程序，将在2020年1月1日开始实施，预期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为更大地发挥市场力量，解决长期困扰的“三农问题”，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安徽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和农业人口大省，面临一个历史发展机遇。安徽省要提前谋划，广开思路，发扬八百里皖江人民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制定相关配套政策，鼓励先行先试，力争成为全国农村土地制度和宅基地制度改革创新的先行者，为全国提供示范。农村土地制度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对于贯彻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土地和宅基地改革，充分高效利用农村土地和宅基地，就能够使安徽省“十四五”期间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全面新超越。
       参考文献：
       [1]洪银兴，2007，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路径研究——长三角地区实践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13-20.
       [2]洪银兴，200,8，城乡差距和缩小城乡差距的优先次序[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年第22期，5-10.
       [3]洪银兴，2009（a），三农现代化途径研究[J]，经济学家，2009年第1期，11-18。
       [4]洪银兴，2009（b），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新起点和新课题[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58-64。
       [5]黄群慧，2018，改革开放40 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J],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
       [6]刘传江.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及其机制[J] .世界经济, 1999.(13).
       [7]李致平，2015a，关于调整我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的建议[J], 《应用与与对策》2015年19期.
       [8]李致平，2015b，关于实施我省新型城镇化差异化发展路径的建议[J], 《应用与与对策》2015年20期.
       [9]Lewis,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ur[M].The Manchester School,May,1954:91-139.
       [10]费景汉, 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405.
       [11]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12]文贯中，2018，中美贸易战根源及釜底抽薪之道[J]，财经，2018年5月7日。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